把自己给捐了的人

0112赵永华把曹大爷搀到养老院楼上,这个民办养老院就在赵永华家社区里,他三天两头过来,都熟。

养老院的场景让人想起香港电影《桃姐》,但远比电影令人沮丧得多。没有风流倜傥的大爷,也没有老来俏的阿姨。我们在走廊里一站,看见到处都是疲惫呆滞的老年人,从身边迟缓地经过,我们只能面面相觑,小声惊呼一句:天哪!

赵永华带着我们在楼道里转悠,转眼间他已经变成这两层楼里最有活力的人。

“老张吃了吗?”
“晒太阳呢老王?晒太阳好!”
“介是三姑娘”,等人走过去了他小声说,“当闺女时被人强奸过,想不开,精神就出毛病了。”
屋外长椅上一堆衣服突然动起来了,露出来一张没睡醒的脸。赵志华打了个招呼,按住了他:你接着睡!别起来!

来之前他给曹大爷买了包烟,悄悄告诉护工,怕老曹烧着自己。曹大爷其实跟老赵同龄,年轻时也是个阔少,老了什么都没剩下。老赵补贴钱,每天供着鸡蛋、零食,时不常带到家里坐坐遛个弯,这是他自愿帮扶的第十二个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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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爷与老赵年龄一样,身子骨却像差了几个年代

出了养老院大门,老赵两脚带风地往前走。69岁的赵永华个子不高,腰已经开始佝偻了,身上的衣服是十几年前的款式,“这都是死人衣服,捐完遗体的,我拿回来,一点都不嫌弃。”

一定要把自己捐出去

来找赵永华之前,我们定的选题是“劝捐员”,这个称呼赵永华否认了不下四次:“我不是劝捐员,劝捐员是医院里人家快死了,你过去问能不能捐遗体,那人家子女能乐意吗?”

赵永华给自己的定义是“遗体捐赠宣传员”,此后的整个一下午,我们都在跟老赵争论,“志愿者”到底是不是一份正式的工作。

老赵的上一份工作是工人,年轻时他是天津市机械链条厂的中层干部,“拿扳子挫东西,做手工活儿”。

1993年,先进职工赵永华下岗了,没多久,老伴也被提前退休了。家里四口人,月收入靠老伴的退休工资活着,每个月只有420块。

街道想帮他们换个职业,带来了工作推荐表和低保金。老赵都给推了,他的解释我们很难理解:“我们跟政府讲我们不要,希望把钱给比我们更困难的,我们想找个永远不下岗的职业,最后想来想去,就是干志愿者吧!”

老赵夫妇俩此后的工作,就变成“在社区搞个卫生,管管绿化,搞个志愿巡逻。”在1997、1998年前后,老伴赵秀兰看见报纸上一条关于遗体捐献的消息。下岗之后,赵秀兰陆续照顾、送走了家里的几位老人,生老病死见多了,赵秀兰琢磨着,要不干脆把自己捐了吧 。

天津当年还没有正式的捐赠程序。“你上门问这事儿,有人看你像看傻子似的。”跑了各种医院无果,赵永华开始跑接收方天津市医科大学,去医院问了各种科室,都没有人专职管这件事儿。中途遇见的冷言冷语也不少,搁一般人身上,热情早就凉了。赵永华是个轴人 ,觉得这件事儿对,就非得要办成。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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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头一天不知道,后面能有四年。”夫妇俩先花了两年做通了儿女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把去医科大学的路线都跑得熟熟的,帮着人家把程序捋顺了,跟捐赠单位办好了接收手续。到最后马上事儿要成了,还最后一步是做公证,老赵夫妇想要双捐(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四个公证书,要收费800块钱。“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收入才420,要花俩月工资来办这个事儿,你想想得有多难。”

直到2002年3月31日,老赵终于凑齐了800块钱,把两口子的捐献证明做了公证。刚拿了公证书回家,老赵就自己张罗着在家门口贴了“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的牌子,把自己家电话“26670440”写在牌子上、印到名片上到处发,变成了24小时热线。

如果赵永华是个年轻人,他也许就是那些在网上乐于分享攻略,建立讨论组的组长,一个有威望的网络红人。但放在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老年人身上,热心肠要花掉他更大代价。赵永华能想到的分享方式,就是把自己整个求捐赠的四年经历完整地记录下来,电话号被媒体公布之后,每天都要接几个电话,替人答疑解惑,还得自己跑腿上门办理捐赠手续。

这个电话同时还是“家庭扶老帮办热线”,老赵夫妇从1998年照顾送走了第一个老人后,就一直把陌生的孤寡老人往家里接,后来变成贴钱往养老院送。一次一对小两口儿打来电话,以为这是个政府职能部门,想请热线给家里的老人做做工作。等到找上门来,小两口 却发现热线所在地位于天津的城乡结合部,居然在一幢老式居民楼里。敲开房门后,看见面前狭小的一室一厅,小两口狐疑地问赵永华:“我们没走错吧?”

小两口本来想讲讲自家一百多平的房子如何住不开一家四口,横生了多少摩擦。在30平房米的小屋里,俩人坐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沙发上,看着面前40多个赵永华自己整理资料的文件夹,还有满书柜的荣誉证,小夫妇没再多说什么,坐了半晌,走了。

善良的逻辑

自从公布了热线,各种有捐赠想法的人就开始找到赵永华,这样的人占据了老赵办理的大多数。另外一小部分,来自赵永华帮扶的孤老、残疾对象。

小区里的张文成是赵永华的好朋友。张文成今年60岁,十几年前因为家庭突生变故,又赶上自己下岗,急火攻心,一夜之间视网膜脱落就盲了。张文成没有子女,现在一个人住在家里,靠听话匣子解闷。2004年在社区活动里认识了赵永华,赵永华总上门照顾他,时间长了,张文成决定把自己的遗体,和完整的角膜捐献掉。

“捐完之后说什么的都有。”张文成有时候会带着马扎下楼,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街坊问他,张大哥,又看见你上电视了,遗体捐献国家给你多少钱啊?“我说不要钱,都是自愿的,他们就说不可能,那不是大傻子吗?”一次两次之后,再多了张文成就不爱理他们了 ,有时候生气了也拿话堵对方:“我看不着,你跟我说话我不认识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用着我的东西了。”

赵永华不怎么埋怨这些人,认为入土为安、坚持传统意识的肯定还是不少,但这些“不是主要矛盾”。他接触过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最早捐助都还不成体系,老太太的老伴临终前要求捐献角膜,老太太自己到天津眼科医院跑上跑下,找不到头绪急得不行。“老太太跟我说,他们捐不成这个角膜,自己没损失,但怕别人知道他们没捐上,会骂他们欺骗社会、欺骗政府。”赵永华看见老太太就在那急求着办事人员:你们千万走走脑子,走走心,千万别让我老伴的角膜用不上了啊!“你说咱们现在角膜捐赠数量少,是老百姓觉悟的问题吗?”

张文成身边有个遗体捐献小分队,清明节前大伙儿刚去过天津蓟县,到元宝山庄陵园里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扫过墓。这个小分队都是签过捐赠协议的人,做什么的都有,大多是出租车司机、下岗职工、钟点工等等——我们问老赵,为什么反而是这些并不富裕,并没有享受太多社会资源的人,更热心做这些事情?

“年轻人问这句话很正常,你们注重这些事儿,到我这个岁数就不是这个想法了。”就像家里的老辈一样,赵永华开始忆苦思甜:老赵是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出生的,解放战争时父母抱着儿女一路从天津逃命到老家河北吴桥。挨冻挨饿,躲炮弹的日子活下来了,父亲总教育赵永华不能忘本:“你有能耐没能耐我不管你,但你必须是好人。”

“跟那个环境比,现在我们不就是穷点,工资收入少点吗?社会治安、社会环境都好了是吧?人跟人的关系也不是那时候了,顶不济就谁骂谁一句、讨论一下人摔倒了要不要扶。过去那种占山为王的、相互打仗扔炮弹的事儿没有了,不是幸福多了吗?”赵永华经手的捐献者绝大多数是平头老百姓,老赵觉着,像张文成这样做了捐献的人,都还是有那么一份爱心,懂得感恩的人。自己遭遇了不幸,想着捐献了遗体和角膜,自己这一辈子就没白活着。“我现在腿脚灵便,多帮忙跑跑腿,不知哪天就死了,多干点,给人多留点念想。”

可能跟那对小夫妻一样,坐在张文成四面水泥墙的家里,繁华世界里一个平时根本想不到的孤寂角落,你会放下不解,相信面前赵永华的这番话。相信就是这个让他隔三差五往这里跑,把志愿者这件事儿当成工作守着,帮别人忙前忙后,按照他坚持的逻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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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成

麻烦解决者

2006年12月23号,天津市发布了规定,捐献遗体、眼角膜者实行免费公证。这背后跟赵永华反复找公证处、找司法局离不开关系——老赵的轴劲儿用对了地方,不管对方说什么话,就当是个机器,拿自己的肉身一次一次上去磨。在全国遗体捐赠依然行政手续落后的情况下,起码在天津市里,公证费是取消了。

普通人看来,自己主动捐赠遗体、器官,还要自掏腰包每份花200块钱做公证,简直是匪夷所思,其实超乎想象的麻烦事远不止这一桩。在连跑步软件都记得住你的心率、运动习惯的时代,居然还没有任何一个网络系统会连接遗体捐赠的上下游,医院不会知道送来的这个病人是否签署过遗体捐赠协议,一旦捐赠者去世,需要家属自己去联系类似眼科大学、医科大学这样的受捐单位,这其中捐赠的折损率,可想而知。

这其实是赵永华工作中最累的地方。普通劝捐员拿到了捐赠协议,工作就到此为止了,事后真正能捐赠成功的几率非常小。赵永华要经常去捐赠者家里跑,一方面探望一下这些朋友们,另一方面是刷存在感,真到最后那一天,家属得知道,找赵永华能办成事儿。

老赵经常半夜一个电话被叫起来,跑到医院面对一个刚刚去世的捐赠人,此时受捐单位还没上班,没人过来办理。这时尸体放哪?放病房里,同房间的病友不干,医院也着急倒腾出床位;放太平间冷库,角膜一冻就不能用了;实在没地方,放走廊里吧,家属这时候肯定要急了——父母是要做好事儿,为什么给我们停在这了啊!

这时候的赵永华总是里外不是人,最难的一次,老赵自己推着尸体进了太平间,求看门人通融,自己放在冷库外守了一宿。到了12点,窗外的烟花腾腾地炸开,屋里的亡人脸色都照成了绿的。倒是看门人挺高兴,有酒有肉地开始哼小曲,这么多年了,头一次有活人在 这陪自己过年。

让老赵欣慰的是,有时忙活到半夜,只能一狠心打车回家。很多司机都在广播里听过赵永华的故事,发现上车的是老赵,并不嫌晦气,送到家门口,一踩油门,不要钱走了。

“我干了20多年的活儿,没有得过谁的一分钱。”老赵的志愿工作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他也很谨慎,他帮扶孤寡老人,自己垫钱给捐助者跑腿,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他从来不接收捐款,因为“我没这个资质,解释不明白”。他不愿意讲这个活儿更多的委屈和不公,不愿意用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去分析,照顾孤寡老人到底是谁的责任,遗体接受单位为什么不能更主动负责。他的逻辑强大到可以忽视所有不好听的话,和为他感到的不平。

刚出养老院,我们在门口看见了一群高中生。一个男孩叼着烟,大声朗读一张去天津科技馆的观后感作文:“我看见了很多捐献的遗体,这些人为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少年们鹦鹉学舌地念叨着文章的内容,作文的作者是个画着浓妆的小女孩,文章被这么念她很不好意思。听见“遗体”、“捐献”字眼,路过的赵永华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凑过去问男孩:你们这是什么文章?能给我一份吗?孩子们依然嘻嘻哈哈,不明白这个爷爷到底要干什么,把作文从女孩手里抢过去拿给了老赵。

老赵反复读了结尾,问出他们是附近一所职高的护理专业学生,掏出自己的名片给了这群孩子,看到上面的“遗体捐赠宣传员”字样,少年们安静下来。“要不你再给爷爷印一份吧。”男孩们说,女孩脸红了,点头答应下来,收敛了打闹匆匆跟我们告别了。

“你瞅瞅,多好的孩子,以后我要找他们的学校,让这些孩子都做我的宣传员!”老赵又背上了手,兴冲冲地往前走:“多好的孩子!”此后一路上,老赵都在感慨这件事儿有多么巧合。做了多年杂志,我们只看了一眼,就明白那份格式不统一,标点符号错乱的观后感其实是什么来历,但并不想跟老赵说破。这个巧合符合赵永华善良的逻辑,他用这个逻辑做成了那么多事情,也许正是最笨拙的,反而最高明。

 

(2015年5月帮《男人装》写的一篇稿子,我也不知道《男人装》为什么会做这么正经的选题。)

长江漂流30年:被激流裹挟的年轻人

1986年的长江首次漂流,是轰动一时的时代探险,30年过去了,“长漂”这个词在媒体上已经越来越难寻觅了——长江骇人的激流、死去的11名队员、和战胜美国队的中国梦,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多少少还记得,又正在他们的脑中渐渐湮没。

087科漂队在长江上补拍的镜头

1.虎跳峡的僵持

几年前,李大放带了一个旅行团去云南丽江的虎跳峡参观,他是四川中国青年旅行社海外部经理,平时自己很少带团出门。

虎跳峡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以山高谷深、雄奇险峻而闻名,成人门票65元。买票的时候,李大放悄悄问售票员:“我是1986年的长漂队员,能不能给我免一张票?”

结果,一个团的票全都被免了。虎跳峡景区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峡谷之所以全国闻名,起因就是1986年的那次长江漂流。

时光推回到30年前,1986年9月初,虎跳峡。

科漂队已经在这里滞留了16天,长江漂流已经进行了快3个月了,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了这么长时间,此前一路顺着源头而下的新闻报道,如今都卡在了虎跳峡。

这里是长江上游最危险的路段。虎跳峡全程16公里,落差207米,金沙江水在这里终年不停地沸腾奔流。科漂队几个月前曾来这里考察过,一名队员在枯水期时登上了江心的虎跳石,眼前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只觉得狂风吹动着身躯,水汽扑打着脸面,寒气夺人。站在上面往下看,流量达每秒500~2000立方米的金沙江巨流仅从这只有十余米宽的通道上倾泻而下,形成了巨大的瀑布,简直是不可思议,可谓是举世奇观。巨石以下,水雾蒸腾,泡沫满江,水声震耳欲聋,传至数里。在上面不一会儿,愈觉得害怕,赶紧撤离。”

此时丰水期的虎跳峡只能更令人生畏:巨大的江水被虎跳石分成两股,呼啸而下,形成了两个十余米的跌水,激起的水柱浪花高达十几米——谁都能看出来,乘坐橡胶筏从这里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此前洛阳队用密封船放了一条狗下去,密封船在大浪中迅速消失,再浮出来,密封口早已被大浪敲开,船体撕出来两尺多长的口子,狗也不见了。这验证了科漂队之前的测估数据:在上虎跳峡及中虎跳峡的跌水瀑布处,密封船体表面所承受的打击和挤压力在每平方米7吨以上。

7月27日在叶巴险滩群,就是因为密封船破裂,已经死了三名队员。更早之前已经有人临阵脱逃了,一名队员最早拉着队伍偷偷提前上了源头,遇到危险又最早独自退出了:“那么危险,不漂了,祖国人民会原谅我们的。”30岁的李大放进入金沙江后,每天下水也很害怕,他说“就跟打仗一样,发令枪响,所有人一起埋头向前冲。胆子都长在队友身上,大家都下水我就跟着下水,也不可能自己当逃兵,太丢脸了”。

因为要实现“一寸不落漂流长江”的口号,虎跳峡不得不漂。有三名队员主动报了名,但更多的队员是沉默。科漂队在等新的特制密封船,也在僵持。

媒体越聚越多,最后已经有四五十家媒体在这儿守着了,对长江漂流,媒体已经长篇累牍地报道了3个多月时间。这相当于一场20世纪80年代的真人秀,记者们当然希望这里有精彩的故事。“那就是写稿的作料了。”李大放说。

所有人都在等,指挥部在等上级指示,队员们打牌,出去玩,回家探亲。又一次胶着的会议上,有一名记者讽刺队员们:“你们太撇了,都是瘪火药,你们不敢漂,我是记者我都敢漂。”

李大放一下子被激怒了:“没有人上我要上!”

“我当时年轻嘛,血气方刚,受不了被别人小看,之前都漂了那么长的路了,你还敢小看我们?”

9月9日,密封船到了。9月11日中午临行前,指挥部当众念了李大放母亲的家书:

如果你们信任我的儿子,把冲锋的任务交给他吧!如果他为国尽忠了,他哥哥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孩子是母亲所生,但他们是国家的,是祖国母亲的。当国家、民族大业需要他们、呼唤他们时,就让他们去吧!

几天后的媒体报道里这样评价这封信:“生命、母爱,如果在民族大业面前,已不足轻重。”

下水前,李大放把信要过来,第一眼就变了脸色,但什么都没说——他一看字迹就认出来了,这封信是他哥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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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放旧照

2.“最后的伟大征服”

30年前的那场长江漂流,一共持续了5个月时间,中美队、洛阳队、科漂队三个队伍共有11名队员遇难。

一切的缘起都是因为肯·沃伦,一名被中国媒体称为“世界漂流探险家”的人,1985年,他与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要来中国做长江的首次漂流。

美国人要首漂长江的消息,让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师尧茂书发问:“漂流长江这条东方巨龙,为什么不能由‘龙的传人’首开序幕?”1985年,尧茂书为抢在美国人之前,自己独自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进入金沙江后遇难。

1985年9月5日,《四川日报》头版以《长歌祭壮士》一文高度赞扬了尧茂书的行为,作者戴善奎感叹道:“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

“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刚刚能吃饱肚子,整个社会长期僵化,各方面刚刚开始放松,肯定要反映在新闻媒体上,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英雄主义的故事。”赵坚和戴善奎是同事,当时他们都是《四川日报》的年轻记者,刚刚参加工作,正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大稿子。《四川日报》此时只有四个版,七八千万人的一个省就看这么几张版面,头版上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长歌祭壮士》结尾的一句是:尧茂书在长江的浪头上“前赴”了,然而,他的浩气永存斯世。

这一句引出了无数的“后继”者,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要求继续尧茂书的长漂,并且,必须要抢在美国人之前。

事实上,肯·沃伦在探险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今日搜索他的英文信息,会发现几乎全都跟1986年的这次长江漂流相关。他在美国经营一个“肯·沃伦野外探险公司”,用当下的话语讲,肯·沃伦只是一个从事商业探险活动的美国中产阶级。

 

沃伦

肯·沃伦

30年前的美国,漂流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商业活动了。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禇斯鸣在1985年去美国接受了肯·沃伦的漂流培训,他发现当时美国东部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漂流活动,其中75%是有组织的。像肯·沃伦这样的商业公司会承包河段,“就像今天的北京汽车牌照一样,都是有配额的,比如一条河旺季时每天可以100人下水,几家公司分配这个名额。肯·沃伦属于这条河道的开拓者,等他老了,就可以把额度卖掉换作退休金。”

肯·沃伦到长江漂流,一是为了探险,二是为了开发长江旅游,他如果成功漂完长江,今后就可以带美国人过来做商业探险,此次培训的中国队员未来能在旅游里帮他做桨手。

同一条长江上,中美两方完全是在做不同时代的对话。

因为呼声太踊跃,1986年4月21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牵头,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科漂队”)。河南洛阳8名青年自发组织、自筹资金又组建了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简称“洛阳队”)。两支队伍都在肯·沃伦来华之前一个月,抢先在长江源头下了水。

李大放是科漂队队员,他此前是四川德阳的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正打算要辞职,还没找到下家,看到招募赶紧报了名:“想借这个机会看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队伍里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青年工人,他是少见的大学生。整支队伍都笼罩在一种亢奋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相比之下,李大放的目的显然不纯粹:“我出去募捐、跟别人宣传,也都是说中国的母亲河要由中国人第一个漂。我的动机太个人主义了,不能暴露出来,只能装在爱国主义的大口号下面。”

1986年6月,长漂开始之后,中国的两支队伍每天都在抓紧时间赶进度,生怕被肯·沃伦超过。李大放到处转转的念头很快就落空了,他提了几次能不能上岸去周边转一转,说了几次,没人理会,也就不说了。

也是因为赶进度,科漂队并没有留下什么视频资料,现在大家能搜到的漂流视频基本都是美方留下来的,这也是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之一:中美队随队带了一个摄制组,拍摄探险和长江上游两岸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未来会制成两小时的专题片,卖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

“就跟现在的制播分离一样。”禇斯鸣讲起昔日中美队的运作模式,已经能跟现在的中国产业一一对应上了。肯·沃伦夫妇是拉赞助的高手,那些被中国队羡慕的“价值10多万美元”的漂流船、全套高科技的装备,在妻子简·沃伦的书中都有赞助商明细:防水电台、相机防水罩、煎锅、睡袋,甚至是沿路“送给孩子的玩具”,都有不同的出处。其中“必胜客”的创始人之一鲍勃·齐斯霍姆(Bob Chisholm)还捐助了5000美元,交换条件是让肯·沃伦帮他弄一张西藏的狩猎许可证。

中美队在7月21日下水,其中三名中国桨手前一年在美国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漂流船怎么打气、保养、修补,日头太毒要放多少气,喝的水要用过滤器过滤,从碗到锅怎么一层层嵌套固定在船里节省空间,遇到大浪团队要配合,几个人划桨,几个人要赶紧过去压重……禇斯鸣出发之前没想过长漂的成功概率:他充分信任肯·沃伦的技术能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知道长江真实的面貌,也从未想过“死”这件事。

沃伦夫妇却一直怀疑两支中国队草草上阵的安全性,为了抢进度,中方在最佳漂流期的前一个月匆匆下水。“我们理解,并且非常尊重中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在这件事上展示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在两位资深漂流运动从业者看来,“中国队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9月初,中国的两个队已经率先到了虎跳峡,此时中美队才刚刚进入金沙江。双方不知道彼此的确切位置,但禇斯鸣此前勘察过虎跳峡,水太大了,美国漂流通常急流按难度被分为“I”到“VI”级,在上游就已经出现过超出VI级的水域。

美国队最终没有机会真正到虎跳峡去做决定,禇斯鸣现在判断,按照漂流运动的衡量标准,虎跳峡,美国人是不会漂的。

洛阳队和科漂队的队员跟美方从始至终都没有直接接触,洛阳队王茂军的漂流日记中写道:“我们和他们比什么呢?比器材、设备,是天地之差;比资金,是乞丐与富翁;论经验,我们一点没有,无任何先例可循,每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创造。我们只能和他比勇气,比天时、地利、人和,要笨鸟先飞。”

洛阳队已经确定了要先漂下去。《渡口日报》一位女记者劝王茂军:“不要被不负责任的记者们煽动,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绕着走,人们会理解的。”王茂军回答他,漂虎跳峡是自己情愿,如果死了,就死得其所。

女记者拿了一个本子让洛阳队写几句话。王茂军提笔写下:“长江巨澜/积之于涓涓细流,中华振兴/有待于万千黎原。”

王茂军也让女记者给她签个名,对方却只写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她告诉王茂军,自己没有豪言壮语,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们。

王茂军当时就愣住了:“她走后,我又想了半天,是我太华而不实,尽喊空洞的口号,还是她世界观有问题?”

3.中国式漂流船

9月11日,1时35分,步话机传来指挥部下水命令,科漂队队员王岩、李大放乘坐“中华勇士号”红色飞碟式密封船,在欢呼声中向虎跳峡漂去。

密封船最早是尧茂书的设想,他曾经想过把两条敞篷船扣在一起,人躺在里面漂流。肯·沃伦并没有这样的船,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这些年一直从事商业户外探险,他觉得密封船是个笑料:“所有玩漂流的都会问,这是什么啊?从行业角度是开玩笑的,这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东西。”

人一旦进入密封船,就完全失去了对船体的操控。7月27日冲击叶巴滩时,密封船在跌水下不停打转,在船里的三个队员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水在不停地绞,直到巨浪把密封船打烂了人才被冲出来。队员孔志毅已经被晃昏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毫无知觉地消失在巨浪中,队员张军和杨洪林被江水吞噬,至今都没找到尸体。

2时26分,李大放和队长王岩乘坐的密封船冲进上虎跳峡口,船舱内漆黑一团,只有一个手电照明,有一个对讲机跟外界联系,两个人共用一个用汽车内胎做的氧气袋。密封船从近8米高的虎跳石侧面跌下,顿时就像“进了洗衣机一样‘砰砰砰’地撞”。围观者看到小船几次陷入滚滚白浪,几秒钟后又冒头出来。密封船被翻倒、被撞击、被激流冲过了两道十几米的大跌水。捆在船外的汽车内胎被打掉了一个,舱门已经撕开了一个几厘米的口,水已经开始涌进来了,但好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冒险就结束了。

“李大放、王岩被拉出舱口,李大放高呼:‘我们胜利了!’王岩壮志未酬地说:‘我还要冲满天星!’有记者和队友关心地问他:‘是否想到过死?’他说:‘想过是真的,不想才是假的。不能怕死,怕死就冲不出虎口。’”(资李申:《他们是怎样征服“上虎跳”的》,1986年9月27日,《科学报》1版)

在后期进过密封船的科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自传里描述过对密封船真实的恐惧:“如果要说在长漂中最恐怖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在水上,也不是在疫区,而是独自走进密封船的时候……全身蜷在橡胶味道之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最恐怖——以至于我以后的噩梦环境都发生了我被活埋在黑暗之中。”

李大放这30年里,反复有人问他当时到底怕不怕死:“漂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平静,根本不去想可能一下就起不来。”他念念不忘的是记者骂他们“孬种”的刺激:“后来还有记者说,在密封船里面,懦夫和勇士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就算给你密封船,你要有相当的胆量才敢进去。”

成功漂流上虎跳峡后,李大放出密封舱

成功漂流上虎跳峡后,李大放出密封舱

李大放下水的前一天,9月10日,洛阳队已经抢先成功漂过了上虎跳。

9月12日,洛阳队郎保洛、孙志岭两名队员冲击中虎跳,仓促准备的密封船被大浪打破,孙志岭遇难,郎保洛逃生上岸,被困在悬崖下的一处凹窝内。次日,24岁的记者万明在报道郎保洛被困事件时,发稿路上被山石砸中,当场身亡。

4天后,9月16日,郎保洛被成功解救。一年后,在1987年的黄河漂流中,郎保洛等七名队员遇难身亡。

就在营救郎保洛期间,肯·沃伦9月13日在巴塘宣布中美队解散:由于漂流到四川白玉县境内河段,遇到密布的险滩和特大的激流,船只损坏严重,无法按原计划抵达宜宾。

早在8月3日,中美队一名随队记者大卫·夏普因为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逝于通天河河畔。“就是因为大卫的死,又听说中国两个队已经在下面死人了,所有人都开始害怕了。”这一点跟李大放一样,禇斯鸣在长江上没有跟队员讨论过怕死的事情:“这太私密了,你说的话是想影响别人,给自己加分的,人在这种状态下都是演员。”

科漂队里,有人为了逃脱最危险的路段,把手包起来假装受伤,依然在积极地喊:“上!上!上!”——伤员是不可能上战场的,这跟战争时期是一个道理。中美队的反应是频繁出现的争吵,队员说肯·沃伦的领导能力有问题,说队员之间有性格冲突,指责摄制组不帮忙干活儿,互相怀疑对方偷吃食物……禇斯鸣知道,越来越激烈的争吵都是表象,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怕死,想掩盖自己的恐惧。

“大家来都是商业合作,是为了探险,没想把命搭上。”队伍已经分崩离析了,先有三名桨手和一名医生离队,又有三条船被激流划破无法修补。中美队最后弹尽粮绝,像个牛仔一样始终独来独往,不太会稳定队伍的肯·沃伦自己离开了队伍,中美队十几个人分成了三路,先后弃船求生。最终,三组人几天后居然同时在巴塘汇合,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

肯·沃伦知道丢盔卸甲的这支队伍无法继续漂流了:“现在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对这条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另外,在不同的河段采用不同的漂流器材是十分重要的。”

禇斯鸣

禇斯鸣

4.荣誉

出了虎跳峡,一切就已经开始不同了。

张国宪是中途加入科漂队的队员,他此前是成都印染厂的设计师,给科漂队设计了印有“中国”大字的队服,之前他以为漂流队的队员都是高高壮壮的,见面才发现:“撇得很,这群人能漂,我有啥不能的?”
但从长江上越往下走,这群在他眼中没什么出奇的队员们,在外界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沱沱河、通天河的藏民们很难理解这几支漂流队,洛阳队跟藏族工人费劲口舌,对方仍不明白漂流有什么意义。租汽车时,北京籍的个体户对花重金漂流十分不理解:“2万元买成肉,在家能吃几年!”最后谈妥价格,老司机还要吆喝一句:“我赔着本儿送你们去爱国。”

在金沙江漂流时,西藏一侧的居民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电视,李大放明显感觉到,巴塘县的迎接是上边安排的,政府人员都不怎么积极。“越是闭塞的地方对我们反应越是平淡。只有到了通讯发达、文明的地方,我们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渡口,万人空巷,确实可以那么讲。”

渡口市,就是今天的攀枝花。张国宪上岸时,浑身脏兮兮,满脸都是大胡子,岸上迎接的学生们热情地冲过来,紧紧抱住他的两只胳膊,张国宪被架着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们看我都是一种崇拜的眼神,我都不明白他们在看啥子,看外星人吗?又不是从南极回来的。”

科漂队漂过宜宾,之后的长江通航路线上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所迎接的只有山呼海啸的欢迎。到南京时,欢迎仪式上前国家女排队员孙晋芳也出席了,她对科漂队说:“你们的成绩跟我们当年五连冠一样,都是壮举。”

张国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重庆体院,队友们在主席台上声情并茂地做报告,他坐在观众席里跟运动员们聊天。“你们好了不起哦,好羡慕你哦!”邻座年轻的运动员看着张国宪,满眼都是真实的憧憬:“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得不了冠军,你们几个月,就挣了这么大一个冠军!”

“那个时候真的是举国狂欢,真把大家当作了胜利归来的壮士,把我们的虚荣心激起来了。”李大放这时已经彻底不能再讲自己“出来玩玩”的动机了,媒体已经把这件事塑造成了弘扬爱国主义、发扬民族精神的调子。“境界都是庞大的宣传机器造出来的,队员也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就勉为其难接受了嘛。”

李大放做了大半年的报告会,北京、辽宁、天津、四川……各地巡回做报告。漂了下虎跳峡的队员杨欣,回到攀枝花电厂就涨了两级工资,被选为团中央“十二大”代表;科漂队队长王岩,漂了上中下虎跳峡,被推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国庆37周年联欢晚会。戴善奎因为200多篇关于长漂的连续报道引起全国反响,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等回到重庆老家,邻居见到李大放就叫:你娃儿还活着回来了嘛!李大放才知道,听说了虎跳峡的那封假家书,李妈妈把大儿子臭骂了一顿:“我二儿死了我就要找你算账!”

“她怎么可能容忍自己儿子去死呢?”过了这么多年,李大放没跟哥哥说那封信的事。他不怨恨哥哥,在那种环境下,“哥哥也是受了舆论炽热的裹挟,并不知道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是什么感受”。

“我在巴塘时接到我哥的电话,你想想我哥费了多大劲,把电话从重庆摇到藏区,再摇到了乡上,你想想那得花了多大力气?”

“我哥哥很激动,说全国都在关注你们!电话里叽里呱啦讲了很多大话。我当时听了心都凉了:你懂啥子?我这下水有可能就要死!”

“但我当时又不好说这个。我哥哥是跟着报纸看热闹,占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觉得这个仗打得好!他没想到下面尸骨遍野。”李大放说。

7月27日密封船叶巴遇险前的最后照片,船中三名队员全部遇难

7月27日密封船叶巴遇险前的最后照片,船中三名队员全部遇难

5.假镜头

2016年6月末,我跟李大放约在成都一家商场里见面。他个头不高,外表普通,坐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并不起眼,在这里讲30年前的长漂,聊着聊着总觉得有点尴尬,每一个词都跟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

李大放带我去了张国宪的工作室,长江漂流之后,李大放去了中青旅工作,张国宪先调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又在90年代的下海大潮里,出来开了一家视觉设计公司。大多数科漂队的队员都换了工作,又多多少少跟长漂有关系。这些年媒体最常采访杨欣、杨勇、冯春三人,长漂后分别转行去做了非政府组织、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都在围绕着长江工作,他们夏天都不在成都,这正是出野外的时间段。

还有一些人假托自己不在,事后我才知道,前几天刚刚有媒体采访冯春,“90后”的记者问了许多科漂队、洛阳队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这些尖锐的问题让冯春很不满,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只接受正面报道,不要说负面内容。

30年前的媒体宣传话语,已经给这场漂流定下了调子,就像杨欣在电话里对我讲的那样:“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为了这些能献出生命的精神——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长漂最后的结果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精神,通过这个唤起一种精神、唤醒了一代人,给人感觉是只要我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年复一年,大家依旧延续着报告会上的说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怀念80年代。这30年里科漂队发出的声音最多,洛阳队几乎杳无音信:他们大多数主力队员都在1987年6月的黄河漂流里遇难了,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管理各种自发组织的漂流行为,“各新闻单位对未经批准的漂流探险活动,不得公开宣传报道”。

死去的人更不会说话。那些在长江上消失的人,也永远地沉默了。

张国宪前些年一直在照顾队员杨前明的母亲。1986年,杨前明是跟着好友张国宪一起参加科漂队的,出发前还有同事开玩笑:你去,去之前我们把追悼会先给你开了!

杨前明死后,杨妈妈听说了这句玩笑,一直耿耿于怀。独子早逝,杨前明的父母离了婚,老妈妈沉浸在悲伤中一直出不来,去汶川县南部的映秀镇出了家。

杨妈妈自己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偶尔有游客会过来烧烧香。有一年,一群游客来烧香,其中一位女游客跟杨妈妈寒暄了几句,问老妈妈为何自己住在这里。

杨妈妈告诉她:“我是成都的,我儿子1986年参加长漂死了,剩我一个人,就出家到这里来了。”

女游客突然不吭声了,再一看,她已经满脸都是泪水。

“杨妈妈也很惊奇,这个女娃娃怎么这么大反应?一问才知道,这个女的是王振的老婆,是跟杨前明同一条船出事的。”

——1986年11月19日,科漂队大队伍已经漂到了南京,一路鲜花掌声马上就要胜利抵达上海了。队员杨前明、王建军、王振返回金沙江莫丁大滩补漂,以实现“一寸不落”的长漂诺言。船过莫丁大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时,三人在扎木滩落水遇难,至今没找到遗体。

“当时女孩已经怀起了娃娃,王振死了,她就把娃娃打了。”张国宪听到杨妈妈讲这个故事时,自己也听哭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多巧的。女游客喊她杨妈妈,还给她写信,后来也中断了联络。”

2008年汶川地震,映秀灾情严重,山上的庙子整个垮了。杨妈妈当时在成都,幸运地躲过一劫,但寺庙里杨前明所有的遗物也随之消失了。受此打击,没过几年,杨妈妈就去世了。

中美队的中国队员们这些年很少接受采访,他们在长漂这件事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角色,禇斯鸣、张继跃等人30年前后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一次商业合作,跟国家、跟荣誉没什么关系。禇斯鸣和科漂队、洛阳队从来没有来往,他觉得大家做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禇斯鸣也怀疑科漂队是否真的“一寸不落”,公开的视频资料里科漂队有个最著名的镜头,是一条敞篷橡皮艇冲上浪巅,瞬间翻船,队员们在江水中游泳搏击。

“那条船是个光板船,一点物资都没有,他们真正的补给到底是怎么运输的?而且那个浪实在太小了,这点技术都没有,后面到底是怎么漂的?”中美队经历的最危险的江段,肯·沃伦把四条18英尺长的漂流船扎到了一起,每条桨有14英尺长,合起来变成了一个10.8米×7.2米见方的菱形船队。就这样的大阵仗,“有的浪一下子就冲得立起来了,我抬头再一看,离浪尖还有船队这么长的距离。你说得有多凶险!”禇斯鸣在江上捡到过前面中国人队伍的塑料桨,不到两米长。“我说天呐,他们想凭这个东西漂长江一定要死人的。”

听说几名中美队队员都提到了那个翻船的镜头,张国宪一下子笑了,他没想到中美队这么多年还在纠结这个。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告诉我真相:那个镜头是假的。

中国两支队伍在金沙江上基本没有视频资料,镜头是为了报道大家特意补拍的,所以船上没有物资,吃水浅,遇到小浪立刻就翻了,也好显示队员们艰苦拼搏的精神。

“一寸不落是真的。”旁边的李大放说,随后他们也补充了一句,有时候浪太大,人被冲下水,下游在哪捡到船,就在哪里继续往下漂。“路太难走,也不可能再拖回去重漂了。”

张国宪近照

张国宪近照

6.30年过去了

30年之后,长江漂流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为什么还写长漂?”每个采访对象一坐下来都要问这个问题,随后又是同样的一句话:“长漂不好写,故事太多了,你一篇文章写不完。”

沃伦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回到美国后,肯·沃伦因为大卫·夏普的死,和未完成的商业合同,陷入了不断的官司,最后自己的漂流公司也被迫破产。虽然官司都以他的获胜告终,但这个身高1.9米、体形强健的运动员长期处在心力交瘁之中,一个下午,在修剪草坪时,肯·沃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长漂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

对肯·沃伦来说,留下的意义只有悲剧。禇斯鸣已经到了肯·沃伦的年纪,他现在北京宋庄经营一个园区,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许多,但因为高血压,每天要吃降压药。“我已经59岁了,哪能像沃伦一样再去冲击长江。”他觉得30年前的沃伦抗击的是命运,“小人物的无用挣扎,再努力,在自然面前也微不足道”。

禇斯鸣说自己很少跟别人讲长漂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回头加他的微信时,我发现他的微信号里包含着数字1986和单词rafter——“1986年的桨手”。

张继跃在成都开了一家户外探险公司,这些年他一直在带国外旅行团到四川探险,其中也有漂流。现在看来,肯·沃伦那个漂完长江,再漂雅鲁藏布江,一路开通旅游到恒河的计划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条经过中印之间的线路,根本不会让外国人从这里顺流而下。

张继跃

张继跃

更何况,长江也变了。金沙江已经被水坝彻底改变了模样,叶巴大滩附近正在修水坝,过不了几年,第一次密封船事故的区域将会变成一片平湖。杨欣对长江源头的情况了解得更多:“长江漂流是历史上长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因为层层水坝已经阻隔了长江。1986年的长漂已经成了千古绝唱。”

科漂队现在有个微信群,一群平均年龄已经60岁的队员们经常在里面聊天。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有不同的来历,队员从一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整个长漂笼罩在英雄主义情怀下,很多冲突后来已经被抹平了。有几次提到当下的新闻热点,大家吵得不欢而散,后来就再也没人提了。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人一直在长漂的旧梦中走不出来。

虎跳峡景区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正是那名最早离开长漂队伍的队员开的。这名队员后来又组织了珠江漂流、黄河漂流,但他始终也都不是主力队员,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危险的江段,其他队员最不能理解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都到了今天,这个人还在孜孜不倦做长漂这个工作。那个小博物馆孤零零地矗立在景区内,小馆长一直活在过去的岁月中。

科漂队有一个更正式的博物馆,2013年6月,长江漂流纪念馆在成都大邑县建川博物馆内开馆。我去的时候正是盛夏,工作日来参观的游客不多,一小时内,只有几个小学生飞奔进来,转了一圈,不明所以地走了。

玻璃柜里的橡皮筏已经落了厚厚的灰尘,纪念馆里的展品都是科漂队员们捐赠的,没有洛阳队和中美联合队的实物展品。

征集展品时,大家跟李大放要那封虎跳峡家书,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来。“信是假的,我怎么可能展览这个?”

纪念馆仍然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在媒体的长枪短炮的簇拥中,一个男青年正在读着什么。图片说明是:冲击上虎跳峡前,科漂队现场指挥部的资李申向队员宣读李大放母亲的一封来信,信中母亲为儿子漂流鼓劲打气。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第29期)

现在的藏獒,你踹它一脚都不叫

p34774827今年初,有人给大连乡村獒舍的老板李小明提了个建议:李哥,你家再生藏獒,起名就叫“离婚”。

“离婚!你说这是词儿吗?谁家给狗能起这个名?”李小明自问自答,“能起的名都被起光了,还有藏獒叫秦始皇、汉武帝,啥样的都有。一进门说,来来来把汉武帝牵上来——你干什么玩意儿,中国老祖宗是条狗啊?”

朋友的建议是出于好心,如今的藏獒信息都靠微信传播,市场早已经跌入冰点,起个“离婚”的名字,也许还有人愿意点进去看。

“这个圈子啥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缺德的人太多了。”

1.神秘的“西藏獒犬”

藏獒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与戏剧性的暴富紧密相连。

1983年,台湾地区知名演员张佩华从美国买了一只藏獒带回台湾,这只叫乔克的藏獒花费了张佩华120万台币,相当于他一部戏的片酬。当红明星的身份加上惊人的价格,这种“西藏獒犬”很快就在台湾走红,展览时“连中南部的爱狗人士都特别包车北上看獒犬,更别提狗展现场的人潮有多拥挤了”。

神秘稀有的“西藏獒犬”当时只能从美国引进,一时间一犬风行,在8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一只幼犬能卖到20万到30万台币,种犬的配种费也高达20万台币。

此时的中国大陆还对这种高大的犬种一无所知。1985年,当福建商人拿着几张“西藏獒犬”的照片找上门时,河南农民王占奎只觉得一头雾水。

王占奎是河南省巩义市涉村镇的一名农民,他从1983年起,开办了国内第三家个体养狗场,因为养德国牧羊犬而小有名气,福建商人希望王占奎能找到这种狗,再转卖到台湾去。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狗,记下了地址就让他们走了。后来是供销社主任告诉我,巩义有个劳改犯刚从西北回来,带的那条狗也许是藏獒。”王占奎闻讯去找,看到一只从未见过的大狗正拖着个磨盘在院子里疯跑,力气极大。他拍下照片寄到福建,对方回信:这就是藏獒。

1989年春天,王占奎带着跟台湾人签好的合同,第一次进了藏区。

找獒的第一站是甘肃省玛曲县。“巩义有人躲计划生育时去过玛曲,说当地狗都很大,我们就去了。”上世纪80年代交通不便,王占奎从兰州到玛曲县走了两天,玛曲的海拔接近4000米,当天晚上几个人就头疼得睡不着觉,当时连这是高原反应都不知道。

去藏区找獒的艰苦过程,在十几年后一度成了所有獒园老板的讲述框架。很多真真假假的故事,都是从王占奎这批先行者的叙述中衍生出来的。

王占奎在玛曲县租了一个闲置的冷库,每天坐着手扶拖拉机下乡找獒,“牧民每家都有藏獒,凶得很,都拿大铁链子拴着。当地还卖一种拴着铁秤砣的绳子,不管走路还是骑马,遇见藏獒离老远就要在头上抡起来,免得被狗咬。”

此时的藏民不卖狗。在游牧生活中,藏民们需要一只凶悍的藏獒看家护院,防止野兽伤害牛羊。牧民白天拴着藏獒,晚上放出去,满草原自由交配。喂食也不固定,饥一顿饱一顿,夜里藏獒都得自己到草原上找食。

“不能用钱直接买。你要是看他的狗他很高兴,但你要说买狗,他们不会卖。藏民会觉得用卖狗的钱买吃的,就跟吃老祖宗的肉一样,会丢八辈子的人。就算他们愿意把狗给我,也只能靠换。”王占奎在县上买了收音机、电灯泡等,花了45天时间,跟牧民换了23只藏獒。

23只藏獒拉回了巩义,王占奎留下了3只母狗、2只公狗,这5只狗变成了王占奎藏獒养殖场的头一批种犬。余下的18只藏獒交付给了台湾商人,它们被运到福建,再偷渡去了台湾。

把收音机电灯泡换算成人民币,那些藏獒的收购价便宜的50块钱,贵的200块钱,卖给台湾人则高达7000元一只,王占奎第一次把藏獒带到内地,就制造了内地藏獒的第一个财富的神话。

从1989年王占奎的第一笔买卖开始,一直到当下,藏獒圈的种种传奇般的暴富,背后靠的都是信息差。

p34774840王占奎

2.两个时代的炒作

藏獒在王占奎手里度过了不温不火的9年。第一次从藏区回来后,王占奎又反复去青海、西藏等地找狗,家里的藏獒在不断地繁育。“一只狗仔能卖500块,主要是卖给河南的民间爱好者,买回家玩儿。”

1993年,北京、上海颁布了严格的养犬管理办法,养犬热在全国范围内严重消退。来王占奎这里买狗的人立刻变少了。

“1994、1995这两年,我生活特别困难,连去巩义市区的2块钱路费都没有。得等到收废品的人过来,我把原来养德牧的铁煤火(铁炉子)砸碎了,把里面的铁块卖个几块钱,才能出趟门。”到了1998年,王占奎的狗实在是卖不出去了,他选择去媒体寻求帮助。

王占奎成功了。1998年9月4日,大河报发表了《千里寻藏獒,中原听咆哮》一文,把王占奎塑造成了一名“一次次不畏艰险深入青藏高原”,“优化、改良、训练和推广,让更多的人认识藏獒”的义士。

青藏高原的长啸、台湾高价收购、一只藏獒能抵挡两只金钱豹、濒临灭绝的珍贵犬种⋯⋯这些至今被传颂的藏獒身世,立刻散发出了魔力,文章很快被其他都市报转载。《西宁晚报》《拉萨晚报》《海峡都市报》《春城晚报》《北京青年报》⋯⋯王占奎还留着20年前的各省报纸原件:“大概有十几个省都登了我的故事,藏獒从这开始走向全国了。”

藏獒一时“洛阳纸贵”。全国各地的人纷纷慕名而来,曾经有人想联系王占奎买狗,花了600块钱“信息费”才从中间人那里拿到獒园的地址,这相当于普通市民一个月的工资。王占奎的潦倒状态很快就结束了,在1998年当年,他的幼犬就卖出了1万块钱的高价。藏獒这个犬种,也被王占奎无意之间给炒火了。

此后这个圈子再炒作,就全靠钱说话了。

北京人任刚是藏獒圈最早的推手之一。2003年,作为一名婚纱摄影师,任刚第一次去给藏獒拍了照片。

照片是发在藏獒联盟网上,这是国内第一家藏獒网站,“跟黄页差不多,卖家把信息挂在上面,每年交3000多元年费,圈里人做交流用”。

那正好是数码相机刚兴起的时代,像素低,拍一张要等好几秒才能显示。拍藏獒要等待狗最兴奋的时候,毛发竖起,亮出獠牙,往往这个时候也最危险。“那会儿相机反应慢,等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藏獒给咬了。”

任刚给藏獒联盟网拍片有一条标准流程,正面、侧面、头版,还有拍高度照:“不像现在说这狗八九十厘米高,一量都70多厘米。那时候网站的背景板上卡着一个尺子,清清楚楚拍出来有多高。”

藏獒联盟网因为不盈利,很快就倒闭了。其他网站再没有使用过带尺子的背景板。“后来证明,好多真的东西我们没有坚持住,后来就是越做越假。”

2006年前后,任刚自己成立了一家网站,叫“藏獒之窗”。“几百块钱弄个服务器,租个房子一年三五万元,雇了几个人做网站维护。主要还是我带着三四个摄影记者出去拍,还是以图起家的。”

同时期,各种圈内媒体纷纷开始出现。有人买了刊号,做全铜版纸彩色印刷的藏獒杂志,每篇稿子都是按页收费;有公司专门群发藏獒广告短信,一个獒园老板每天手机能接到几百条;藏獒网站已经不是单纯展示的黄页了,大网站评选年度“十大黄獒”“十大铁包金”,选中的每条狗都交了赞助费,钱最多的还可以冠名,大头条循环展示。最赚钱的还有给獒园建主页,母獒介绍、图片、新闻,全国的獒园主页都用一个模板往里套,挂在网站的服务器上,网站的文编在后台做日常更新。“这种都是打包服务,獒园一签就签两三年,每家收费几万到十几万元。”任刚最赚钱的是2009和2010年,最多时一年做了几百家獒园主页。

任刚的叙述总是交织着自我批判和自我辩解:“这些媒体其实叫什么媒体?说好听点,就是广告公司,拿着你的钱,替你胡说八道。”

除了砸钱做广告,藏獒另外一种出名的方法是参加展会。在展会上,藏獒会被拉出来,由评委根据头版、体躯、被毛、步态与气质四项打分,再按评分排名,分出A、B、C、D、等外级。一条狗若被评成A级狗,不仅能变成知名种公,身价倍增,在交配季大赚一笔,还能影响圈内的藏獒审美。

可是很快,评奖的猫腻就被圈内人发现了,任刚觉得这种展会跟很多国内比赛没区别:评委跟参赛者是朋友、亲戚,有的还互相买过对方的狗。有时候台下跑的就是台上评委自己家的藏獒。塞点小钱,整个比赛的结果就都变了。

“这种比赛破坏了藏獒的评价标准,谁有钱,谁就是A级,就是最好的狗。这只能让真正的爱好者离这个圈子越来越远。”

3.事情正在起变化

王占奎也是在展会上,发现自己的地位被动摇了。

在2005年,王占奎在展会上发现很多狗都不对劲,“有些一看就是明显的串种”。

“用纽芬兰犬杂交的,是为了让藏獒毛长、颜色重;用圣伯纳犬杂交的,是让藏獒个子大;用松狮杂交的,取的是头和嘴;还有用阿富汗犬杂交,就要把腿毛变长。”

杂交并不新鲜,早在1998年,王占奎就听说一家东北的獒园在通过杂交把藏獒的个头变大。獒园的老板也来巩义参观过,见了面,王占奎没提这茬儿。“我当面跟人说这个,也不太好,是不是?”

王占奎的纯种藏獒价格一直很稳定,在2005年之前,他最高卖出过一条18万元的种犬,其他大多以几万块钱成交。这些狗被卖给了各地的獒园育种用,或者被爱好者们带回去看家护院。

但资本市场不欢迎稳定性。就像手机一样,迭代更新才能保持一个品牌的热度。当经过杂交,变得更大、更粗壮的藏獒进入市场,此时这个犬种渐渐脱离了生物的性质,变成了一种待价而沽的期货。炒作的核心,就是差异化。

在圈内,藏獒本身也没有确切的界定概念。人人嘴边都挂一句“身高四尺为獒”,这句话来自《尔雅·释畜》,它简单到只有身高一项标准。甚至去藏区找狗的商人,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只能挑个大、头版好的狗。没有标准,就给了市场无尽的想象力。最初的延伸是藏獒越大越好,跟圣伯纳犬杂交后的藏獒很快就拥有了这个指标;进而是要求大长毛,通身大长毛,毛越长越好,几乎垂地;接着是“360度大毛腿”,实际上藏区的藏獒之后腿后飞毛,很少腿周全部有长毛;再后来是眉心发毛,额头上的毛把眼睛都盖得严严实实,整个脑袋就像梳了一个爆炸头。

当市场的水开始变浑,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不语。“最可悲的不是人家是杂交,是我看见了,我还没法讲。尤其你朋友都开始做这个,你要说了,朋友就别做了。”任刚说。

一些资金雄厚的大户们开始重新制定藏獒圈的规则。

任刚发现这里的奥妙,其实跟文玩市场差不多。一条狗要想推出来,先找几个专家做评审,各个地区有头有脸的协会会长、俱乐部主席、资深前辈都请来,一起给这条狗说好话。“很多人都要名,架在架子上自己下不来了。你是个圈外人,听说什么藏獒协会的宣传部长、藏獒之父都看好这条狗了,你能不信吗?”

“在这个圈里,你去哪家獒园都挺豪华,关公像、唐卡、毛笔字、藏獒油画⋯⋯肯定比你们办公室强一百倍。不管有没有钱,老板的场面都很大,好让你相信他的实力。你肯定不能坐在土炕上把狗卖出500万元,那是20年前在藏区的玩法了。”

更隐秘的是托儿。门口总有十几辆车等着跟种公配种,谈话常常被外地慕名寻獒的客人打断。“你要天天在那待着,就发现永远是这几个人。”这些托,和帮助炒作藏獒的网站在内,是一个利益联合体,一旦藏獒被高价卖出,链条上的每个人都有相应的分成。

几年前,任刚发现,很多獒园的老板都有同一款手机,时间久了,他才知道这款手机带有自动定时回拨功能——客人坐下,不出十几分钟,保准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一定是一个要高价买獒的外地客户。此时的獒园老板已然是对着手机自说自话:这狗不卖,跟那个煤老板谈不来,30万元怎么可能出手?

“其实这句话是讲给你听的嘛,30万元都没卖,那你的心理价位一下子就上去了。很多人被前前后后烘托得昏了头,最后就入套了。”

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抛弃了“去藏区找獒九死一生”的叙述模板,新的故事出现了。翻阅2011年2月的《中国犬业》,基本上每篇文章都要提到雷同的故事——“许多獒友慕名而来,主动开价80万、200万,试图将‘××’收入囊中,对此,对‘××’钟爱有加的某总都婉言谢绝了。”

同一本杂志内,这种故事反复出现了三遍,价格从80万、800万到1000万元不等,面对天价,各位老总永远是丝毫不为之动心:“他认为这条在综合素质方面基本可以达到尽善尽美、无价可沽的优秀藏獒,出以千万元价格,实在是物超其值,卖了可惜。”

更著名的故事在电视上。2003年,前中国田径教练马俊仁出任了中国藏獒俱乐部的主席,王占奎当时在选举的现场:“当时开会的有20多人,大家想着老马是名人嘛,他能把藏獒的热度炒上去。”

3年后,在央视的节目上,马俊仁就为藏獒开出了至今最高的价格:他声称一名韩国神父看中了自家的“小王子”,要花2000万元人民币买走,马俊仁还价4000万元。最后,韩国人只好花了180万,把“小王子”的儿子“小小王子”买走了。

而2000万元这个价格,即使在几年后藏獒市场的鼎盛时期,也从未真正达成过。
4.填食、硅胶、拉皮

6月初,在北京顺义区一家獒园,我们看到了几只“市场版”的藏獒。

当天北京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气候炎热,周边獒园很多都把藏獒送到了河北的坝上草原,那里海拔高,气温低,可以免得藏獒脱毛。

留下的几条藏獒都有70多厘米高,四蹄粗壮,已经掉过毛了,头上的长毛还是厚重地围成一圈,看起来像只小狮子。然而它们都惊人地温顺,面对屋里的陌生人一声不吭,甚至不会像常见的松狮、金毛一样扑上来舔人。老板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跟圈外人解释好:“现在的藏獒⋯⋯现在的藏獒哪有那么厉害的?”

人们把藏獒合力抱到一台小推车上,方便客人围着观赏,摄影记者转来转去,发现始终拍不到藏獒的眼睛。“看得到眼睛就不值钱啦,这说明额头上的毛长,能把眼睛和嘴都盖住。”摄影记者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毛长就好?那还能看得见路吗?

老板没正面回答:“现在就流行这个。”

“市场版”和“原始版”,是当下藏獒圈的两个特有名词。“原始版”,指按传统方式繁育,跟藏区原始的藏獒相差不大,只是体形、形态更优化的藏獒;“市场版”,指经过了多年大长毛、360度大粗腿等审美改造后,毛发格外浓密、四肢粗壮,已经跟最初藏獒有明显外貌区分的狗。

直白点说,一个是自然脸,一个是整容后的网红脸。

市场版的改造,除了杂交之外,还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做法。

早在2005、2006年,玉树的藏獒就出现了灌食。那些看起来有成长潜力的幼犬被带上婴儿的围嘴儿,直接用漏斗灌流质的奶渣,成年后体重能直接从100多斤灌成200多斤,看起来更高大威猛。很多藏獒从小就是被灌食养大,自己都不怎么会吃饭。为了多吃,有些还要上跑步机锻炼,这样的狗虽然好看,但从这时候开始,凶猛度已经明显下降了。

为了让藏獒看起来粗壮,一些獒园直接在藏獒的腿上、脸上打硅胶,注水。或者给狗喂安眠药,整日痴睡,方便长肥。

当养獒的风气传到河北昌黎后,当地传统养貂、养狐狸的办法也用到了藏獒身上。养狐狸的饲料含有激素,主要是培育毛皮。藏獒一吃下去,立刻变得绒毛厚实,光滑柔顺。

等到流行大嗉袋的时候,人们给狗喂激素、注水,强迫肌肉与皮分离。一只三个月大的藏獒,身上的肉皮能拉出来30多厘米,“甩来甩去就跟大面袋子似的。”

“为什么要拉那么长的皮?”李小明养的是原始版的藏獒,他讲起市场版的故事难掩语气中的奚落,“这活皮都是为了做手术用的,到宠物店,2000块钱就给你做,把额头上的皮拉到鼻子上,这都是个术语,叫起毛点靠前。”

等到一种新的造型被制造出来,砸钱一宣传,很多圈外不懂行的人就趋之若鹜了。

藏獒真正的经济价值在于配种。一只狗出落成知名的种公,每到秋冬配种季节,配种的价格可以炒到几十万一次,一条种公每天早晚各配一次,配空不退钱。一条种公在交配季可以配上百条母獒,狗主人单凭配种费,就可以赚到几千万元。

其他的獒园可以直接购买种公,这就会促成百万、千万天价藏獒的新闻。也可以带着上等的母獒前来配种,期待两条优质犬能配出下一代的知名种公。在最火热的时候,为了提高配中率,母獒的主人还会请人在交配时扶狗,光是扶一次狗,鼎盛时要价就要2000块。

更夸张的是,为了减少种公的劳累,也提高母獒的怀孕概率,人们开始为藏獒做人工授精。种公正常一天能交配2次,人工取精后精液被稀释成四五份,一天就能卖给10家母獒獒主。试管里不到一手指节高的稀释精液,也会被炒到20万元一份。

然而在圈子内浸淫久了的人都知道,一万条公獒里都不一定能选出一条顶级种公,依靠高价配种来繁育,失败率实在太大了,况且那些杂交出来的种公基因也并不稳定。而每年的知名种公总是出自那几个知名大户——他们有雄厚的资金可以直接买种公,也有独特的宣传技巧,即便是哪家小獒园真出了一只完美的种公,没有人脉、不会宣传,这条狗也照样出不来。

“很多玩藏獒的人都有自己的主业,最多的是搞房地产的、做建筑的、挖矿的。这些有钱人都觉得自己的买卖做得好,我是个聪明人,进藏獒圈照样能玩好。但这个圈子不是这个理儿。”李小明见过很多圈外人被忽悠,花了高价买了条造假的公獒,回家后因为停了激素和填食,个头很快缩水,等到醒悟过来,几百万早都打了水漂了。

李小明把这定义成传销:有些人比较明智,我上当了,就当把钱扔了,我出来不跟你们玩了;也有人留了下来——我花了这么多钱,我还得在这个圈子里把钱找回来。聪明人也许能找回来,更多人在这个赌局里越陷越深,“执迷不悟,真的像吸毒一样,玩上了就下不来了”。

而那些每年被大肆宣传的种公,往往第二年就不见了——到底是转会卖掉,还是死了,谁也不知道。藏獒的寿命正常是10年以上,但这种经过反复改造、刚刚性成熟就被压榨式配种,吃激素打硅胶的狗,它们的寿命最多三五年也就到头了。

3“原始版”的藏獒见到陌生人就开始嘶吼,遇到主人后安静了下来

4“市场版”的藏獒多杂交而来,有的浑身毛茸茸的,像个大玩具

5.泡沫破灭

从2015年开始,各个獒园的老板们都发现,藏獒卖不出去了。

今年春节到现在,王占奎的獒园一共卖了3只幼犬,总价4万块钱。在市场版兴起之后,王占奎和其他养原始版的獒园都渐渐失去了市场地位。在藏獒价格最疯狂的五六年里,原始版的藏獒还保持着每只20万元以内的价格,没有大起大落。

因为王占奎被圈子赋予了“藏獒之父”的称号,现在他的獒园还是要比其他人更热闹些,一年365天,至少300天都有外地獒主来看狗,然而大多数都持观望态度,成交量极小。那些外地的獒园本身规模也在缩小,国内超过100条狗的獒园已经很少了。现在所说的大型獒园基本是二三十只的规模,小的只有两三只。5月末,千里迢迢从山东赶来见王占奎的一位老板,家里现在只留了一条成年母獒。

每个人都在提“百万身价藏獒成火锅食材”的新闻——以前藏獒圈蒙蔽的真相,在2015年,被这条扎眼的消息直接刺破了。当一条藏獒被发现没有市场价值,被低价处理、送人,或者按斤卖给狗贩子当肉狗,这在失败率极高的藏獒养殖圈里实在太常见了。从这条迅速传播的消息开始,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个故作神秘的游戏早就玩不下去了。

当泡沫破灭,人们才发现,一切的套路都如此眼熟。跟历年的兰花、普洱茶、玉石,甚至30年前的君子兰热一样,藏獒靠造假和资本涌入造成了长达七八年的虚假繁荣。然而这种熊熊燃烧的狂热,需要持续不断的燃料供给。当击鼓传花的接力无人接棒的时候,这个局就破了。

王占奎觉得,藏獒产业衰退,跟反腐的关系不大——高价藏獒都是依靠配种炒出来的,官员并不是这个圈子的主力。真正的衰落跟大环境有关:近些年经济下行,很多獒园老板的主业经济效益不好,导致藏獒产业缺少了资金注入。

李小明觉得是骗子太多,傻子已经不够用了:“市场版的狗都进化成这样了,你让它下一步还往哪儿变去?”

“字典里几千年的好词儿都让炒作的人用光了,你让他们再写,还能写出来啥?”李小明讽刺的是朋友圈上的藏獒宣传,近几年,藏獒的门户网站倒闭了一大批,很多广告公司把阵地转移到了微信。点开公众号,那完全是一个超脱在现实之外的浮华世界——

“爪盘厚实落地生根,骨量巨大力拔千斤,神秘腿毛直达脚跟,身躯高大威风凛凛,方正的形体结构匀称,宽厚的头嘴布满神韵,气质高贵獒界传神。”

“路虎的头版,悍马的胸身,兰博基尼的速度,法拉利的精气神,劳斯莱斯幻影的魅力。”

藏区的狗经过十几年商人们梳子一样来回梳理过无数次后,优良基因被筛走,留下的藏獒已经完全矮化了。随着牧民逐步定居,在羊圈、砖石房子和摩托车之中,藏獒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藏区无论家里散养的藏獒,还是獒园里被无需交配后的商品狗,都早已配不上最初传说中“东方神犬”的赞美了。

像王占奎、李小明这样养原始版的顽固派们,正处在事业的低谷,他们的藏獒凶悍、强壮,但没有销路,獒主们全靠几年前的积蓄在贴补大额的亏空。大家都在等着市场回暖,相信到时候自己的狗才会成为藏獒的正统。这个群体正在抱团取暖,但因为昔日各自在浪潮中的多多少少的失格行为,彼此之间也并没有绝对的信任。

只有市场版还坚持着推出新獒的獒园,还会花钱雇用团队来包装自己今年的新种公。那些刚刚成年的藏獒,被反复用辞藻堆砌的八股文来形容。视频里那些藏獒浑圆、壮实、毛发像洗发水广告一样柔顺干净,安安静静地站在台子上,激昂的视频配乐中,深沉的男中音还在讲述着“九犬一獒”“一獒战三狼”的传说。

“这种狗,你揣它一脚它都不叫。”任刚已经好多年没被狗咬过了,“这种藏獒就是个毛茸茸的大玩具。不会走,不会动,不会配种,只能吃饭。现在加一个,还不卖钱。”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