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的周日下午

每隔几个月回到博客,其中再每隔几次把右边的链接挨个打开看看,大多数还停留在上一次看到的标题和照片。

我自己的文章也不往博客上贴了,前几天问到小刀,他还是帮我给这个域名续了费。现在在豆瓣或者知乎上贴文章,选的都是自己觉得“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的职务作品,谈谈野生动物,谈谈采访对象的个人生活。有些离开杂志自己的渠道之后会另外引起一些关注,去年有几篇因为议题本身被反复转载,有朋友帮看了一下浏览量,单篇的累积阅读已经过了百万。挺好的,也挺有意义的。

其他自己不想往网上贴的,算是对工作的一种沉没成本。往往这种沉没成本多了,我就会异常烦躁,抱怨连天,怀疑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蜜月期早就过了,当初一起入职的同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离职。第一份正式的工作给人一种学校般的归属感,清明节小长假我去了新加坡,每天都是傻乎乎明媚的大太阳,最后一天从裕廊鸟类公园出来,正是黄昏时分,橘色的阳光斜射在这个绿化丰沛的城市里,出租车从高桥下飞快穿过,那种位移上的迅速穿梭突然让我感到不知身在何处,恍惚间又有点像去年在西雅图每天从城区到郊区来回坐车的路程,总归是不知身在何处。

于是我让自己去想次日就要归位的工作,想到此刻在北京刚刚结束的编辑会,意识到我再次坐在那里,熟悉的朋友已经都走了。四年前为能否入职感到苦恼、焦虑和急迫的一群人都已经各奔东西了,好像所有人都转了学,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有点像两人关系处在紧张时期时去回忆最初暧昧的甜美时刻,品味到的都是怀疑。

国际饭店,观察中国开放史的另种通道

1982年北京建国饭店开业时,长安街东延线还是一片郊区景象。这座9层的四星级饭店拔地而起,立刻成了新的地平线。

这座由2260万美元投资建成的国际饭店共有480个房间,每个房间都安装了一台彩色电视、一部按键拨号的电话机,在房间里还能使用中央空调——这些稀罕的新配备闪闪发亮,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饭店。

30年后,香港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罗坤(Cole Roskam)开始研究建国饭店时,他发现了更多有趣的细节:建国饭店的项目是由至少15名人大常委和1名副委员长集体批示,交给国务院总理后,最终由华国锋拍板立项的;建国饭店修了迂回车道方便人们下车直接进入大堂,这种酒店车道如今随处可见,然而当时整条长安街上都没有几台汽车;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客人知道这座饭店的地下还有一排防空洞,这明显是“冷战”时代遗留的产物。

罗坤的“设计改革:国际饭店与中国建筑1978~1990”展览,其内容是罗坤近年的研究对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饭店。包括1974年建造的北京饭店东楼,1982年的北京建国饭店、北京香山饭店,1983年的北京长城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1990年竣工的上海商城。

“这些国际饭店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批中外合资项目,许多当时国际上的建筑表达方式也是第一次由此被引入中国。”罗坤对中国非常熟悉,他从1997年开始,数次在中国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工作。罗坤把这些国际饭店看作一种奇妙的介质:在“文革”刚刚结束的80年代,人们还在信奉着社会主义精神理想,同时在这些国际饭店中公开开展的旅游和酒店活动又是最资本主义的商业行为。“我想研究当时的中国是如何将国际饭店中的一切变得合理化的,这其中的矛盾与悖论令我着迷。”这不得不提到这些国际饭店们相似的时代背景。

1978年对外开放后,大量外国游客涌入中国观光,当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就达到180多万,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然而国内的旅游设施远远满足不了激增的外宾,北京当时仅有7家涉外饭店,其中能用的床铺只有1000张,更不要提服务水平了。很多外宾一下飞机,直接被拉去长城、故宫参观,晚上再送去刚腾出来的床位下榻。有时候北京实在没有床位了,甚至要临时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第二天再接回北京。

旅游业,无疑是当时的中国获取外汇最直接的方式,可此时的中国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国际饭店。1979年1月,中国确定了第一批引进外资的试点项目,001号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002号、003号就是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

华侨陈宣远是建国饭店的美国合作方,他在美国拥有4家假日酒店和一家建筑事务所,拥有丰富而现实的经营经验。陈宣远负责筹措这座饭店的全部资金,以双方投资(中方51%、外方49%)的形式共同建造和经营。中国为建国饭店计价提供地皮、劳力和砂石料等,外方负责设计和进口材料、设备等。罗坤在资料里看到,陈宣远当时还从中国政府处得到了一个保证:如果中国发生了任何政治动荡,陈宣远在这个项目中的负债将全部由中方负责。

建国饭店Clement-Chen-Jianguo-LHS-CN-0174

刘香成,《陈宣远在建国饭店》

建国饭店由北京市旅游局与陈宣远合资兴建,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经中国银行担保提供贷款。在这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国家,中美合资的方式是新的,旅游业相关基础建设的贷款也是新的,连着国际饭店这个概念,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都是新的

为了做研究,罗坤采访了30多名相关人士。隔着30年的时光回望,很多人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足国际饭店时的兴奋感。那些簇新的空间展示着另一种建筑美学,中国人在这里认识海外的新朋友。有人告诉罗坤,北京饭店的酒吧有个别名叫“动物园”,因为不管是外国游客还是中国顾客,都在这里一刻不停地打量对方。

硬件建好了,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酒店管理的概念,建国饭店头5年的管理团队是从香港地区整个请过来的。最开始陈宣远说“中国没有饭店”时,中方还完全不理解,经营起来才发现意识上的巨大差别。有一次法国总统来华,点名要在建国饭店里宴请宾客,恰巧赶上建国饭店走廊天花板有一处漏水。中方人员下意识地要找个脸盆接水,再赶紧树一块“请绕行”的牌子。外方经理却叫来了一名穿着黑西服的男领班,男领班看上去是在给客人引路,实际上他一直站在漏水点下面,悄无声息地用身体接住滴水。从始至终,所有客人都丝毫没有察觉。

在长城饭店,罗坤听说了更有时代感的故事:长城饭店专门颁布了一个禁令,禁止员工在饭店的公共卫生间里洗头——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中方员工的家里都洗不了热水澡,大家自然希望能利用工作便利。但是作为一个国际饭店,让客人看见员工在公共卫生间里洗头无疑又太令人尴尬了。“国际饭店里的中国员工要接受很多训练,怎么去服务,怎么穿衣服,甚至是怎么以规定的标准剪头发,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

冲突之外,融合也是迅速的。

中国的艺术家们在国际饭店里推广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接触成熟的艺术品市场。1981年,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做了第一场面对普通观众的服装表演,这也是中国观众看到的第一场T台走秀。中国的摇滚乐几乎是生发于北京的国际饭店里,崔健早年基本都在长城饭店、马克西姆餐厅等涉外饭店、餐厅演出,外国游客是他们最早的观众。

国际饭店很快显示出了自己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罗坤被国际饭店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深深吸引:“这些饭店完全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微型经济特区,这里的经济活动与饭店外的世界截然不同。”例如第一批入华的海外银行,都把北京办公室设在了建国饭店的一层,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用“华尔街”来称呼这里。

在美国人罗坤的眼中,这些国际饭店也是一个外交场所。国际政坛领导访华时都住在这里,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首次交往,也都放在了国际饭店的环境之中。国际饭店变成了中外企业家联络的渠道,早期的投资者大多是海外华人,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往中,“文革”造成的僵化印象被渐渐打破,很多海外华人群体开始建立对中国大陆的信任。“考虑到当时人们对香港、澳门能否顺利回归还抱有疑虑,这种在国际饭店中的前期交往,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策略。”

国际饭店为国家源源不断地带来外汇,也让特定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跟当时国家的大环境一样,很多保守主义者对此有不同声音:一些人认为,应该避免让大众过多地了解国际饭店中的那些市场经济活动,以免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国际饭店的灯红酒绿,在他们看来,也是贪腐和精神污染的代名词。

跨过时代的距离回望,罗坤觉得,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堂里,人们还是更直接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改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号在这里以咖啡、法国餐厅、迪斯科派对的形式体现,在中央空调徐徐的暖风中,一切都变得真实可感了。

金陵饭店

金陵饭店

从新潮变老牌

现在预订软件中搜索“北京建国饭店”“香山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留言中最常见的评价是“老牌酒店”“服务好”“名气大”,国内游客已经成为这些饭店的主流客户。

30年前还是另一番景象。罗坤在访问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饭店从图纸到实物,中途都进行了大量改动,其中最常见的改动居然是针对中国市民的:为了不让街上的普通中国人随随便便就走到饭店里去,很多饭店都添加了限制措施。像上海商城就在门口设立了保安,还在大门处修了两个巨大的抽象牌楼,以震慑住想进去转转的行人。“当时的中国政府一方面担心普通中国人会给外国客人造成麻烦,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普通市民过多地暴露在国际活动之中。”

“我听到了一大堆关于中国市民如何想进入国际饭店,又被各种办法阻挠的故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80年代,一个普通市民眼看着街上建起这么一个漂亮宏大的新建筑,自己却没法进去看看,整件事都显得特别奇怪。”在展览中,罗坤专门选了一些照片,显示那些宏伟的国际饭店与周边的环境有多么格格不入。

国际饭店的建筑自身就是一种奇观。建国饭店为了追赶工期、降低工费,直接复制仿照了陈宣远在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假日饭店,又因为周围外交部宿舍居民对采光的强烈要求,最终变成一边只有4层半高,另一边只有9层高的设计。这个美国乡村旅店式风格的饭店整体朴素、低成本,它快速建成,又快速盈利。

北京香山饭店完全是另一番局面。“无论对建筑师还是对中国政府,这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罗坤总结,“贝聿铭想以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来建造,但中方更希望看到一个现代、新潮的国际饭店。”香山饭店的325间客房以“之”字形布局,曲向延伸出5个方位,整个建筑高度不超过4层,中央是一个3层楼高、玻璃屋顶的庭院。每一间客房的窗户均向庭院敞开,窗户就像画框一样将美景引进住客视野。但饭店一建成,就被中国学界批评造价过高、房间利用率太低(平均每间客房的面积有118平方米,比同期在北京建造的13家酒店平均多出来44%)。贝聿铭从南方运鹅卵石,自己找人烧青砖并人工磨齐对缝,这些对细节的严格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内建筑界对工时工费的心理承受能力。

北京长城饭店、南京金陵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和上海商城,都还是最明显的高层建筑形式,这些大楼都建在了城市的中心地区,向人们展示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建筑形式。作为建筑学学者,罗坤发现,这些国际饭店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承担着引进最新建筑技术的使命——在“文革”中,中国的建筑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内地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施工方们,都是通过这些国际饭店,开始学习全新的混凝土加固技术。那些在市中心闪闪发光的巨型高楼,第一次把玻璃幕墙、现代线路系统和公用工程系统引入中国,像直梯、自动扶梯、有线电视这些如今已经熟视无睹的设施,最早都是国际饭店里令人咋舌的舶来品。

“如果一定要给这些国际饭店找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政府希望能从这些合资饭店里学到最多的先进建筑技术,然后迅速使用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政府更希望能给外宾们留下好印象,以便能尽快地吸收外汇。”罗坤总结。

30年过去了,这些昔日豪华的国际饭店,大多已经历了第二次翻修,以便能跟上当下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酒店业激烈竞争。我们问罗坤,这些国际饭店昔日树立的审美标准和先锋形象,是否已经彻底消弭了,毕竟更多本土和国际知名品牌的酒店已经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老牌国际饭店的光辉,似乎已经被历史渐渐掩盖了。

“当我们审视当下的中国都市时,其实还是能看出当年这些国际饭店带来的深远影响——为了抓取吸引力而高层建筑、摩天大楼广泛使用的玻璃幕墙、建筑内外大量光泽的表面、奢华的酒店环境,以及为富有精英阶级提供的各种设施——这都是老牌国际饭店带来的价值取向。”罗坤在访谈中发现,很多眼下知名的中国建筑师都有到这些国际饭店里参观的经验。尤其是知名美籍华裔建筑师张永和,他当年的实习,就是在陈宣远的旧金山公司里参与建国饭店的设计。

“跟更新、更奢华的新酒店相比,它们也许算不上先锋了,但放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看,这些国际饭店都是重要的先行者。”罗坤说。

在即将开幕的展览中,罗坤的很多展品都是从不同的设计院、建筑公司等渠道借来的,大多数机构都很愿意配合他的展览。但在寻访过程中,这位美国学者也遇到了很多冷脸。“有些人觉得自己知道的信息太敏感了,很多当年党内的参与者参与了国际饭店的早期投资,由此接触到了国外资本,并获得了普通中国人远远无法获得的巨大收益,其中一些人至今还是这些国际饭店的投资人,他们并不想跟我讨论其中的细节。”

展览中可以被展示的是,这些国际饭店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建国饭店一开业,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95%的入住率。陈宣远向建国饭店投入了1000万美元资金,次年,他就获得了150万美元的净利润,而且以每年2倍的速度持续增长。10年之后,按照最早签订的合同,陈宣远慷慨地将所占有的49%股份以1美元价格转给中方所有,此时建国饭店创造的利润早已相当于7到8个建国饭店了。“1美元买一个饭店”,这是又一个只属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传奇故事。

把自己给捐了的人

0112赵永华把曹大爷搀到养老院楼上,这个民办养老院就在赵永华家社区里,他三天两头过来,都熟。

养老院的场景让人想起香港电影《桃姐》,但远比电影令人沮丧得多。没有风流倜傥的大爷,也没有老来俏的阿姨。我们在走廊里一站,看见到处都是疲惫呆滞的老年人,从身边迟缓地经过,我们只能面面相觑,小声惊呼一句:天哪!

赵永华带着我们在楼道里转悠,转眼间他已经变成这两层楼里最有活力的人。

“老张吃了吗?”
“晒太阳呢老王?晒太阳好!”
“介是三姑娘”,等人走过去了他小声说,“当闺女时被人强奸过,想不开,精神就出毛病了。”
屋外长椅上一堆衣服突然动起来了,露出来一张没睡醒的脸。赵志华打了个招呼,按住了他:你接着睡!别起来!

来之前他给曹大爷买了包烟,悄悄告诉护工,怕老曹烧着自己。曹大爷其实跟老赵同龄,年轻时也是个阔少,老了什么都没剩下。老赵补贴钱,每天供着鸡蛋、零食,时不常带到家里坐坐遛个弯,这是他自愿帮扶的第十二个孤寡老人。

0211

曹大爷与老赵年龄一样,身子骨却像差了几个年代

出了养老院大门,老赵两脚带风地往前走。69岁的赵永华个子不高,腰已经开始佝偻了,身上的衣服是十几年前的款式,“这都是死人衣服,捐完遗体的,我拿回来,一点都不嫌弃。”

一定要把自己捐出去

来找赵永华之前,我们定的选题是“劝捐员”,这个称呼赵永华否认了不下四次:“我不是劝捐员,劝捐员是医院里人家快死了,你过去问能不能捐遗体,那人家子女能乐意吗?”

赵永华给自己的定义是“遗体捐赠宣传员”,此后的整个一下午,我们都在跟老赵争论,“志愿者”到底是不是一份正式的工作。

老赵的上一份工作是工人,年轻时他是天津市机械链条厂的中层干部,“拿扳子挫东西,做手工活儿”。

1993年,先进职工赵永华下岗了,没多久,老伴也被提前退休了。家里四口人,月收入靠老伴的退休工资活着,每个月只有420块。

街道想帮他们换个职业,带来了工作推荐表和低保金。老赵都给推了,他的解释我们很难理解:“我们跟政府讲我们不要,希望把钱给比我们更困难的,我们想找个永远不下岗的职业,最后想来想去,就是干志愿者吧!”

老赵夫妇俩此后的工作,就变成“在社区搞个卫生,管管绿化,搞个志愿巡逻。”在1997、1998年前后,老伴赵秀兰看见报纸上一条关于遗体捐献的消息。下岗之后,赵秀兰陆续照顾、送走了家里的几位老人,生老病死见多了,赵秀兰琢磨着,要不干脆把自己捐了吧 。

天津当年还没有正式的捐赠程序。“你上门问这事儿,有人看你像看傻子似的。”跑了各种医院无果,赵永华开始跑接收方天津市医科大学,去医院问了各种科室,都没有人专职管这件事儿。中途遇见的冷言冷语也不少,搁一般人身上,热情早就凉了。赵永华是个轴人 ,觉得这件事儿对,就非得要办成。0411

068

“当初头一天不知道,后面能有四年。”夫妇俩先花了两年做通了儿女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把去医科大学的路线都跑得熟熟的,帮着人家把程序捋顺了,跟捐赠单位办好了接收手续。到最后马上事儿要成了,还最后一步是做公证,老赵夫妇想要双捐(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四个公证书,要收费800块钱。“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收入才420,要花俩月工资来办这个事儿,你想想得有多难。”

直到2002年3月31日,老赵终于凑齐了800块钱,把两口子的捐献证明做了公证。刚拿了公证书回家,老赵就自己张罗着在家门口贴了“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的牌子,把自己家电话“26670440”写在牌子上、印到名片上到处发,变成了24小时热线。

如果赵永华是个年轻人,他也许就是那些在网上乐于分享攻略,建立讨论组的组长,一个有威望的网络红人。但放在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老年人身上,热心肠要花掉他更大代价。赵永华能想到的分享方式,就是把自己整个求捐赠的四年经历完整地记录下来,电话号被媒体公布之后,每天都要接几个电话,替人答疑解惑,还得自己跑腿上门办理捐赠手续。

这个电话同时还是“家庭扶老帮办热线”,老赵夫妇从1998年照顾送走了第一个老人后,就一直把陌生的孤寡老人往家里接,后来变成贴钱往养老院送。一次一对小两口儿打来电话,以为这是个政府职能部门,想请热线给家里的老人做做工作。等到找上门来,小两口 却发现热线所在地位于天津的城乡结合部,居然在一幢老式居民楼里。敲开房门后,看见面前狭小的一室一厅,小两口狐疑地问赵永华:“我们没走错吧?”

小两口本来想讲讲自家一百多平的房子如何住不开一家四口,横生了多少摩擦。在30平房米的小屋里,俩人坐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沙发上,看着面前40多个赵永华自己整理资料的文件夹,还有满书柜的荣誉证,小夫妇没再多说什么,坐了半晌,走了。

善良的逻辑

自从公布了热线,各种有捐赠想法的人就开始找到赵永华,这样的人占据了老赵办理的大多数。另外一小部分,来自赵永华帮扶的孤老、残疾对象。

小区里的张文成是赵永华的好朋友。张文成今年60岁,十几年前因为家庭突生变故,又赶上自己下岗,急火攻心,一夜之间视网膜脱落就盲了。张文成没有子女,现在一个人住在家里,靠听话匣子解闷。2004年在社区活动里认识了赵永华,赵永华总上门照顾他,时间长了,张文成决定把自己的遗体,和完整的角膜捐献掉。

“捐完之后说什么的都有。”张文成有时候会带着马扎下楼,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街坊问他,张大哥,又看见你上电视了,遗体捐献国家给你多少钱啊?“我说不要钱,都是自愿的,他们就说不可能,那不是大傻子吗?”一次两次之后,再多了张文成就不爱理他们了 ,有时候生气了也拿话堵对方:“我看不着,你跟我说话我不认识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用着我的东西了。”

赵永华不怎么埋怨这些人,认为入土为安、坚持传统意识的肯定还是不少,但这些“不是主要矛盾”。他接触过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最早捐助都还不成体系,老太太的老伴临终前要求捐献角膜,老太太自己到天津眼科医院跑上跑下,找不到头绪急得不行。“老太太跟我说,他们捐不成这个角膜,自己没损失,但怕别人知道他们没捐上,会骂他们欺骗社会、欺骗政府。”赵永华看见老太太就在那急求着办事人员:你们千万走走脑子,走走心,千万别让我老伴的角膜用不上了啊!“你说咱们现在角膜捐赠数量少,是老百姓觉悟的问题吗?”

张文成身边有个遗体捐献小分队,清明节前大伙儿刚去过天津蓟县,到元宝山庄陵园里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扫过墓。这个小分队都是签过捐赠协议的人,做什么的都有,大多是出租车司机、下岗职工、钟点工等等——我们问老赵,为什么反而是这些并不富裕,并没有享受太多社会资源的人,更热心做这些事情?

“年轻人问这句话很正常,你们注重这些事儿,到我这个岁数就不是这个想法了。”就像家里的老辈一样,赵永华开始忆苦思甜:老赵是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出生的,解放战争时父母抱着儿女一路从天津逃命到老家河北吴桥。挨冻挨饿,躲炮弹的日子活下来了,父亲总教育赵永华不能忘本:“你有能耐没能耐我不管你,但你必须是好人。”

“跟那个环境比,现在我们不就是穷点,工资收入少点吗?社会治安、社会环境都好了是吧?人跟人的关系也不是那时候了,顶不济就谁骂谁一句、讨论一下人摔倒了要不要扶。过去那种占山为王的、相互打仗扔炮弹的事儿没有了,不是幸福多了吗?”赵永华经手的捐献者绝大多数是平头老百姓,老赵觉着,像张文成这样做了捐献的人,都还是有那么一份爱心,懂得感恩的人。自己遭遇了不幸,想着捐献了遗体和角膜,自己这一辈子就没白活着。“我现在腿脚灵便,多帮忙跑跑腿,不知哪天就死了,多干点,给人多留点念想。”

可能跟那对小夫妻一样,坐在张文成四面水泥墙的家里,繁华世界里一个平时根本想不到的孤寂角落,你会放下不解,相信面前赵永华的这番话。相信就是这个让他隔三差五往这里跑,把志愿者这件事儿当成工作守着,帮别人忙前忙后,按照他坚持的逻辑生活。

123

1110

张文成

麻烦解决者

2006年12月23号,天津市发布了规定,捐献遗体、眼角膜者实行免费公证。这背后跟赵永华反复找公证处、找司法局离不开关系——老赵的轴劲儿用对了地方,不管对方说什么话,就当是个机器,拿自己的肉身一次一次上去磨。在全国遗体捐赠依然行政手续落后的情况下,起码在天津市里,公证费是取消了。

普通人看来,自己主动捐赠遗体、器官,还要自掏腰包每份花200块钱做公证,简直是匪夷所思,其实超乎想象的麻烦事远不止这一桩。在连跑步软件都记得住你的心率、运动习惯的时代,居然还没有任何一个网络系统会连接遗体捐赠的上下游,医院不会知道送来的这个病人是否签署过遗体捐赠协议,一旦捐赠者去世,需要家属自己去联系类似眼科大学、医科大学这样的受捐单位,这其中捐赠的折损率,可想而知。

这其实是赵永华工作中最累的地方。普通劝捐员拿到了捐赠协议,工作就到此为止了,事后真正能捐赠成功的几率非常小。赵永华要经常去捐赠者家里跑,一方面探望一下这些朋友们,另一方面是刷存在感,真到最后那一天,家属得知道,找赵永华能办成事儿。

老赵经常半夜一个电话被叫起来,跑到医院面对一个刚刚去世的捐赠人,此时受捐单位还没上班,没人过来办理。这时尸体放哪?放病房里,同房间的病友不干,医院也着急倒腾出床位;放太平间冷库,角膜一冻就不能用了;实在没地方,放走廊里吧,家属这时候肯定要急了——父母是要做好事儿,为什么给我们停在这了啊!

这时候的赵永华总是里外不是人,最难的一次,老赵自己推着尸体进了太平间,求看门人通融,自己放在冷库外守了一宿。到了12点,窗外的烟花腾腾地炸开,屋里的亡人脸色都照成了绿的。倒是看门人挺高兴,有酒有肉地开始哼小曲,这么多年了,头一次有活人在 这陪自己过年。

让老赵欣慰的是,有时忙活到半夜,只能一狠心打车回家。很多司机都在广播里听过赵永华的故事,发现上车的是老赵,并不嫌晦气,送到家门口,一踩油门,不要钱走了。

“我干了20多年的活儿,没有得过谁的一分钱。”老赵的志愿工作没有任何经济回报,他也很谨慎,他帮扶孤寡老人,自己垫钱给捐助者跑腿,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他从来不接收捐款,因为“我没这个资质,解释不明白”。他不愿意讲这个活儿更多的委屈和不公,不愿意用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去分析,照顾孤寡老人到底是谁的责任,遗体接受单位为什么不能更主动负责。他的逻辑强大到可以忽视所有不好听的话,和为他感到的不平。

刚出养老院,我们在门口看见了一群高中生。一个男孩叼着烟,大声朗读一张去天津科技馆的观后感作文:“我看见了很多捐献的遗体,这些人为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少年们鹦鹉学舌地念叨着文章的内容,作文的作者是个画着浓妆的小女孩,文章被这么念她很不好意思。听见“遗体”、“捐献”字眼,路过的赵永华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凑过去问男孩:你们这是什么文章?能给我一份吗?孩子们依然嘻嘻哈哈,不明白这个爷爷到底要干什么,把作文从女孩手里抢过去拿给了老赵。

老赵反复读了结尾,问出他们是附近一所职高的护理专业学生,掏出自己的名片给了这群孩子,看到上面的“遗体捐赠宣传员”字样,少年们安静下来。“要不你再给爷爷印一份吧。”男孩们说,女孩脸红了,点头答应下来,收敛了打闹匆匆跟我们告别了。

“你瞅瞅,多好的孩子,以后我要找他们的学校,让这些孩子都做我的宣传员!”老赵又背上了手,兴冲冲地往前走:“多好的孩子!”此后一路上,老赵都在感慨这件事儿有多么巧合。做了多年杂志,我们只看了一眼,就明白那份格式不统一,标点符号错乱的观后感其实是什么来历,但并不想跟老赵说破。这个巧合符合赵永华善良的逻辑,他用这个逻辑做成了那么多事情,也许正是最笨拙的,反而最高明。

 

(2015年5月帮《男人装》写的一篇稿子,我也不知道《男人装》为什么会做这么正经的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