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群中的飞行

  在后人的眼中，旧时光总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所在，与其如影随形的，是遥不可及的陌生和疏离。近百年前的台湾日伪时期，在今人看来，几乎是一个全部要用“悲惨”、“压迫”和“贫穷”等词来的覆盖的所在。想象中，那是教科书中模糊的苦难过往，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岛民们狂热效忠天皇的双重纠结身份，是《海角七号》里阿伯流利却又突兀的一口日语……外族侵占的台湾，在我们的判断中，必定是扁平而单调的，有着今人难以想象的苍白。

   然而如今已是鸡皮鹤发的爱爱嬷嬷，和古伦美亚的同事们坐在台北餐厅中，共同哼唱起七十年的流行歌曲时，苍老与唱片中水润的嗓音唱和，交织出的却是怀恋与自豪的笑容。摇晃的音乐录影里，时髦的男女在草地上着旗袍、吸纸烟、弹吉他跳舞……当黑胶唱片重新在唱针下旋转出咿呀，我们却惊讶地发现，那是一个从未知晓的精彩时代。

   黑胶唱片是《跳舞时代》这部记录片绝对的主角，音乐人李坤城是位唱片收藏家，在他的家中，两万多张黑胶唱片汇聚在一起，鸣响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从70年前街头巷尾捕捉的鲜活声音。在1930年代，处在日本殖民之下的台湾，正因日本投入大量的现代化设施而高速发展，留声机、照相机这些新式的娱乐工具开始被人们所知晓，与之共同起步的，是台湾的唱片业。

   1929年，台湾流行唱片刚刚出现时，很多人还以为唱片机是一个魔鬼的盒子，不相信声音就是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匣子中跑出来的。古伦比亚公司是当时最大的唱片公司，为了打开销路，他们邀请了台湾本土作家创作词曲，用台语灌录唱片，由此开启了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阮是文明女，东西南北自由志”、“阮只知文明时代，社交爱公开”及“男女双双，排做一排，跳狐步舞我上盖爱。”……无论是歌手爱爱、纯纯的婚恋，还是作词家陈君玉的走红之路，都体现了当时时代进步的趋势。翩翩起舞的年轻男女们，通过那些被擦拭清洗，被用电吹风熨平的七十八转唱片重新再现，让人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旧时代并非是一张简单的黑白照片，那亦是整整一代人在威信世界中自由恋爱，焕发光彩的青春。

  这部2003年拍摄的纪录片，因其与众不同的着眼点和入手角度，获得了2004年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荣誉，并取得了在台公映的资格，70年前的流行乐曲在新世纪重新响起，带来的是一种历史的重新审视，并因其带有不可避免的政治元素，被当时的台湾评论家赋予了种种褒贬不一的解读。而作为一个大陆观众，这样的纪录片所带来的感悟，更多的是学会对旧时光的一种尊重，和对历史载体的多一重丰富。

   古厝中的留声机，在凉爽的夏夜中缓缓唱起河畔宵曲，萤火虫在小院中盘旋着浅绿的流光，划出时光的线条，“清风吹来阵阵微微，苍白秀英在河边，港中的水幽幽流去，啊，无伴心稀微……”破碎的黑胶唱片，和空荡荡的老宅子里，从超大型号的立式唱片机中，传出来的，是一个时代藏匿起来的欢乐声音。音乐原来也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它复原了时空，也创造了无限延续的可能，片子中的遥远的《跳舞时代》、《月夜愁》是一种铭刻，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八十年代《龙的传人》、《野百合也有春天》不也是一种记录么？当歌仔戏变成了新型手机的铃声，当胡德夫《太平洋的风》刮向了海峡的彼岸，在磁带中、CD中、甚至是MP3中的音符，它们镌刻下的，是爱恋，是风情，更是时代延续的脉动。

    昨天居然接到小学班主任的电话，母校要办60年校庆，专门给她划了个访谈环节，介绍马紫薇和当年班级的情况。我趴在三教的窗台上，扳着手指头给她数了一遍大伙儿的去向，觉得想弄个节目还是挺有戏的，李老师还是那个有点哑的嗓子：嗯反正这事儿就让你负责了，当年活动就让你弄，现在我不找你找谁。

    晚上按照老师指示，找到北京一家小学的70年校庆视频观摩了一番，牛逼得死，居然办在了人民大会堂，但看完感觉“美则美矣毫无灵魂”，小孩子们基本是个道具，满场子大大小小的林妙可，负责表演各种奇技淫巧，邀功自炫成分居多。一个毕业生回忆自己的小学生活，必定不是这样的宏伟浩大，儿时的视线都要比现在矮上一半，溜着窗沿垫脚的阳光，现在想来都有些褪色了，半夜里坐在宿舍床上，突然各种回忆就从大脑沟回中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汇成的烟雾描出了童年的形状，带着模糊却也抹不掉的清晰。

    标志性的人物必然是李老师，这是我遇见过的最有性格的班主任和最强大的数学老师，每次上数学课，她都要抽一根全新的粉笔，横截面掐下去一半，在中间黑板的正上方郑重飘逸地写上题目，她的字儿特别大气美观，撇捺都伸得长，掐了头的粉笔画出来的线条流畅圆润，数字写得也漂亮。板书时黑板严格划分，中间讲要点，左边那格是运算草纸，右半边是备用。李老师只花最初的10分钟，就把新课全讲完——这是她的理论，小学生的注意力超不过15分钟，说多了没用——余下的时间做练习，永远别把作业带回家。一节课讲完粉笔剩下半截，扔在那再也不碰。如果下节课有老师接着用，我总莫名其妙地想到刚学会的成语，“拾人牙慧”。

    李老师在数学课上很少笑，永远强势、自信、完美主义而且绝对的行云流水。但她不擅长教语文，平时不说的琐事，总在语文课上花大半节，把全班最近挨个毛病批评完，再说“把书翻到XX页”。她的性格就不适合教语文，这是个绝对理性的人，全校出门扫雪，她能像订作战计划一样分配小组，严格按顺序清扫，20分钟后我们还了铁锹解散满场疯的时候，其他班还哆哆嗦嗦地在烂雪里徒劳。

    辅导员刘老师脸总是红的，后来去了市宣传部工作，虽然只在大队委带过我几年，但在街上遇到，没等我想怎么提醒呢，他总是立刻干脆地叫出我名字，不像接任他的金老师，只记得后一个字儿，想了半天拍脑壳，叫出来的是金庸小说里的名儿。自然课的赵老师每节课捏着粉笔，绣花似的写完不好看的板书，转过身开场白，永远是“这节课我们来‘研究’一下……”虽然毛细现象、岩石种类都是书上画好的，但她对一群小孩子郑重地用“研究”这个词，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忘。

    民主小学校貌一直都在变，盖新楼，换塑胶操场，翻新大门，楼门前的花池上的汉白玉雕塑已经搬走了，那原来是个捧着书的姑娘，跟所有学校的雕塑一样，小孩子们代代流传着她半夜会活动起来的传说。她是过去死掉的一个学生，她到了十二点一走动，她眼睛里发绿光——即使在大白天，我们也不敢在这雕塑身边儿站着，觉得冒寒气。有次午休，在她下面，李群给我块儿绿箭泡泡糖，这雕塑果然邪性，它让我们我们忘情地嚼了起来，结果被值周生逮到吃零食，第二周扣分条一发，我俩的副班长全给撤了。

     跟李群的事儿还不少，除了共患难，还同甘过，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起得了全市数学竞赛第一名，一起得了铁岭广播电视报“美尔肤一点红”杯什么什么作文比赛的特等奖，广播电视报是当时铁岭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报纸，那两篇作文被登在了比赛专版上，事后还有久未联系的亲戚专门打电话，求证那是不是我，真是让人虚荣极了。

     每年元旦都给李老师寄明信片，现在送信的肯定已经不是当年收发室的老教师了，我总是记得很清楚，周一升旗仪式结束后，我要负责把队旗降下来卷好，送到收发室去，管旗的老爷爷跟我很熟，70多岁了但体格很硬朗，是退下来的老教师。狭长的收发室很小，但什么都有，存各种旗，卖红领巾，放报纸，辅导员播音发通知也是去那，打开柜子，爷爷先给调好了麦克风，噗噗吹见了动静，再接着老师们播发“全校同学请注意”……收了旗，他爱跟我聊会儿天儿，看塑料名签坏了给我换个新的，窗台上给他孙子买的老式面包，气味儿香极了，他总让我自己拿一个吃，我一直都没好意思。有时候下课了路过，我也爱去那小屋转转，逢着爷爷有时出门送报纸，就让我帮忙卖条红领巾，登记一下谁捡了钱。

     我坐在这回想了好久，还是记不起爷爷的姓什么了。当年他已经快80了，十年过去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一个电话的事儿，但我一直不敢问。

    那句“记忆闸门”的大俗比喻其实挺形象的，呼呼啦啦越想事儿越多，细节丢了棱角但线条还在。要是全写完，那写得弄个连载。当年的班级出了很多尖子生，直到后来高中贴大红榜的时候，排前面的也一半是熟人。我妈还常跟校长打交道，她每次说“你靳姨”的时候我都还是要改口称“靳校长”，十年前，靳校长那些远远超出本地所有小学和初中的改革创新，应该是这场校庆的主题，但对我来说，那是大家都拿得出手的字迹，是她的新概念一等奖，是他延续至今的钢琴狂热、是她二胡拉的《赛马》和他的那个软件公司梦……而我现在最期盼的，是我多年后偶然撮合的一对儿小学同学，寒假回家，听说俩人都有了细水长流的共同规划，他们说今后办婚礼，要请我去做证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