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
十一 21st, 2009 Posted in 嗅闲书 | 2 comments »
《末代皇帝》开拍时,英若诚已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导演贝尔多鲁奇之所以能够请到这个中国电影史上官职最高的演员,居然是胡耀邦的特批。
这样的佳话,放在当下只能是不可复制的传奇,而在英若诚这里,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1929年含着金汤勺出生于皇族支系,祖父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建者,外祖父是北洋大学校长,父亲是英文高超的辅仁大学教授,母亲是女校校长和北京儿童图书馆馆长……如果以这样的细致节奏从头回顾英若诚的一生,恐怕一个月的枣读都会连载不完,在由英若诚晚年口述整理出来的这本《水流云在》中,现代人眼中的“传奇”在他的一生中俯拾皆是,可自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英若诚的自传没有用彰显煊赫的家世开头,反而从他人生的中段开始——1968年正值文革,他因为与彭真交往密切被捕入狱3年,那是一生中他最落魄的时期,毫无尊严与社会地位,可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读者感叹为最精彩的经历,却正在于此。
虽然英若诚把这三年的经历形容为“离奇”,但在他的回忆中,我们却仿佛看到了美国大片《肖申克的救赎》文革复刻版: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英若诚的被捕也是莫名其妙,但和那些因为想不通而胡思乱想变成精神病的人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给自己找事做,消磨时间。
第一个项目从勺子开始,监狱里不提供喝粥用的勺子,他便看中了洗漱间一把铲子的长把柄,用地上常有的碎玻璃,每次洗漱都暗中去把铲子柄锯深一点,两周后终于割下来十八厘米的一截硬木,雕出了一把很漂亮的木勺,吃饭时别人最后用手指刮碗底喝粥,他用木勺把有限的食粮吃得体面又干净。
关在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时,英若诚偷偷留下不少纸和墨水,私藏了一双筷子,用捡来的碎玻璃削尖做成水笔,用来画同室犯人的肖像。关在衡水时,当地特产毛笔,英若诚跟当地人请教之后,从老农的羊皮外套上弄到山羊毛,旧袜子抽出尼龙线扎好。监狱让他们染布,他藏下黑墨粉掺水装在药瓶里,比外面的墨都好用。身边的犯人是由于不同的荒唐理由被抓,因而职业分布也很广,英若诚自己偷偷做了个笔记从他们身上取经,打发时间同时,心里琢磨的是出去后好生存。酱园老工人教过他如何腌酱菜,他用这个申请到监狱腌青椒的工作,在申报工具的时候灵机一动,得到了难得的缝衣针。争取到砌水泥字的工作后,他从狱里泥瓦匠那现学现卖,磨洋工加故意返工,轻松了好些日子。他还学了如何辨别鸡雏雌雄、淘金、做假鸦片、做人流、用溪流发电、烤海鲜…… 帮女犯们买了镜子后,他还教她们用镜子折阳光发摩尔斯电码! 在他的回忆中,少见苦痛的倾诉,更多的反而是津津乐道的成分,跃然纸上的,完全是一个聪明乐观、沉稳又耐得住气的“若诚·安迪·英”。
与电影中的安迪不同的是,英若诚在监狱里一直安宁地待到被释放的那天:“没人企图越狱,即使监狱大门都敞开,也不会有人逃走。能逃到哪里?马上就会被发现。因为当时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工作单位为结构的社会环境中,没有自我、个人的概念。” 在狱中,英若诚渐渐悟出自己被捕是与彭真有关,这背后的息息相关的政治缘由也随之清晰,在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癫状态的时候,身处囹圄的英若诚反而有了独醒的思考:“在彭真的文章特别提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阐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人听彭真的。毛泽东态度明确,谁会跟彭真走?…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大家可以民主,到他这里来集中。””那时我已失去了对伟大领袖的崇拜,甚至对他的理智产生了怀疑“神化的领袖在他这里还原成了真实的意义,甚至有了更为实际的效用:他丈量出牢房里每个人睡眠空间仅仅有36厘米,正是利用的《毛主席语录》封里的精确尺寸。
就像坐牢期间有过一次转狱,英若诚被归还了没收的手表,一路靠太阳的角度判断自己被带走的方向,经历了精神和肉体双重打击的他,却从来没有丢失过自己的方向。由于这本书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字里行间多多少少有点”隔“,抛却这个原因,出狱、重上舞台、在中西方戏剧交流中担当重任、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几十年后英若诚病榻上回过头来的口述,在幽默和生动的掩映下,看起来还是如此的轻描淡写,然而这一段跌进低谷的人生,最终却是为他精彩的一生构造出一条微笑曲线,注定了他今后的重新崛起,绽放更加灿烂的生命。末世一般的监狱里用勺子喝粥,蝇头小楷写诗集,在皆醉的世间独醒的这个英若诚,真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