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群中的飞行

我曾经列过一个小小的单子：绝对不能看电子书的作家。其中名列首位的，就是王安忆。

看电子书的时候，心情总是浮躁，鼠标一直在滚动，囫囵吞枣地撵着故事的走向，恨不得立刻被煽情，被心碎，被大彻大悟，在pagedown按钮的帮助下，找到一种图穷匕见办的水落石出。

用这样的方法看王安忆，绝对不行。

王安忆的小说，从文本的情感上来讲，并无悲喜之分。如果翻各篇小说的尾页，落网、殉情、被劫财害命、仔细想想竟也占去了大半，但那种结尾似乎只是走个小说的过场，好歹给读者一个交待一般，并没有什么善恶报应的意图，也无需读者去掬泪唏嘘。王安忆的重点在于用笔。她的小说，总有一种避实就虚的离间感，读起来，让人们一改过去的阅读经验，缴械放弃了对故事脉络发展的追寻。构成小说的，永远是平淡的口吻，第三人称的叙述，模糊过渡的时间推移，以及并不成段的、精准的环境描写。王安忆把那些令人吃惊的情节处理得波澜未兴，埋在浅处，只让人体会得到突起的纹路；而微小的微妙的，则被放大到毛细血管也纤毫毕露。一缩一放之间，情节便不再是重点，逼得人慢下来，去领会文字背后作者想传达的娓娓道来。

于是，在这样的娓娓道来中，水落石出的并不是事件的结局，而是人物。

手边并没有王安忆的书，仅凭名字去回忆，脑海中的主角们从模糊到统一，渐渐形成的是同一个性格形象： 敏感、固执、聪明，和天真。

这四个看起来有些风马牛的词，匀和在一起，自然会有故事发生。无论是哪个时代，王安忆所有的人物都是敏感的，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种需要，不是回城上班，也不是对哪个追求者的舍取，而是一种心底最强烈的渴望：要爱、要尊重、要去统领……生命的声音被固执地坚持着，冥冥中指导了每一步的走向。他们聪明，他们审时度势，在有限的空间内可以迅速找到自由最大化的方式，王琦瑶的男人们，富萍的嫁人，都是如此。而这种寻找中，往往带有一种异想天开的天真，与“大王”，“小老大”等人的洞察和早熟成为鲜明对比，这种天真，也正是故事峰峦迭起的原因。这样复杂的性格，一步步推动着情节，还让人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比如《米尼》中的米尼，《我爱比尔》中的阿三，还有《遍地枭雄》中的韩燕，堕落了就是堕落了嘛，一个不甘普通的人，变成了妓女和劫匪，倒是一种枭雄式的活法，读者看到情节的这一步发展，吃惊总是要有的，可暗暗惊讶王安忆安排之狠的同时，下一秒心理就已经是全盘接收——否则，她们还会怎么做！

当然，时代是大时代，民国、文革、改革开放、21世纪……宏观的社会一定对故事有限制。不过，时代的作用更多地局限于一种背景，就像生宣和熟宣，那一滴墨滴上去，是它自己在因势利导，决定着蔓延的姿态。无论是《月色撩人》里，交通高峰期高架桥上灵活开车的提提，还是《桃之夭夭》中，“枯嗞”一声踩过干黄落叶的郁晓秋，要移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妹头……那些主人公们，他们有一种令人恨不起来的可爱劲儿，因为他们一直在路上，一直都在追随着心底呼唤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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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期枣报的留言，评价都不太高。对于那些只按长度来下菜碟的读者，我不关心你大爷。

给爱枣报第136期枣读汪曾祺：尘心文心两相宜专题写的汪曾祺生平介绍部分：

            汪曾祺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一条活鱼，不能分开几段研究。初看只觉此话令人让人莞尔，细想却发觉，老头儿相当高明——汪曾祺的身上有太多的特点，以至于许多特点之间都互有抵触，生平经历与文章风格有着令人意外的反差，单看文章或者但看人，都拼不出我们的那个的汪曾祺。
　　
　　 汪曾祺一生经历不可谓不曲折：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一传统文人家庭，在优渥的条件下接受了正规的传统教育，求学时却遭逢日本侵华战争，远赴昆明考取西南联大读中国文学，毕业时头一年因体育成绩、第二年因未为美军做翻译，虽度过了条件艰苦的5年，最后仍没有取得大学文凭。在北京工作刚刚稳定，即遭遇反右运动，划成右派下方张家口，每天对着不同样的土豆画马铃薯图谱。文革中从牛棚直接启用回京，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修改创作，与江青打交道，伴君如伴虎。然而这些曲折与离奇，在他的文章中完都变成了趣闻轶事，旷达中全然没有文人的自怜自艾。若不是看了他人的回忆文章，哪里知道那些偷鸡贼、给葡萄喷波尔多液、被武戏演员失手撞掉门牙的小品故事背后，有着如此压抑痛苦的大背景。
　　 世人皆称汪曾祺文章轻灵雅致，他自西南联大读书始，师承沈从文，文章优美、健康、自然，充满了一种古典抒情美感。然而现实中的汪曾祺，性格率真洒脱至极，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曾经回忆，联大时候汪曾祺长发、好喝酒、衣衫褴褛，颓废不羁。因翘课过多受朱自清微词。汪曾祺有一次喝得烂醉，走不了路，坐在路边，被演讲回家的沈先生捡到，让两个同学扶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才醒过来。而半个世纪后，聂华苓回忆1987年汪曾祺去美国爱荷华时，居然还是类似的情节:“他知道我家的酒放在哪儿。一来就从酒柜拿出威士忌,自己喝将起来。在一个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几个作家抬着他回五月花公寓。第二天,醒来发现房门大开,钱丢了,房门钥匙也不见了。”哈哈大笑之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到，那些清丽的散文小品的作者，居然是如此李白一般嗜酒豪放之人。
　　 汪曾祺家学极好，自幼跟随祖父、父亲学习诗文，书画技艺超于常人。由于家境殷实，在吃用上也多有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养成了贵族式的美食品味。可遭逢战乱，求学时的西南联大条件异常艰苦，伙食既少又差，只能勉强填报肚子。下方农研所的时候，几乎把所有品种的马铃薯都烤了吃了一遍，精细的胃口足足委屈了近三十年。汪曾祺因深厚的戏曲功底和惊人的捷才，被江青直接征用做革命宣传，免遭不少折磨。而其灵动淡远的文学风格，却在文革结束，七八十年代才渐渐在文学圈内得到推崇，幼年即积攒起的才气，到了六十岁了方得到应有的声誉地位，在声名影响上，不得不说是一种大器晚成。
　　
　　
　　 同学中有位北京姑娘，读小学时与汪曾祺的孙子同校，96年上一年级时，有次去找汪孙玩，恰好见到了传说中的“著名作家”汪爷爷，十多年过去了，汪老给她留下的印象依然深刻：那是个“很可爱”又“有点小帅气”的老爷爷，抓了把糖果塞给了她，“非常的慈祥”。当时已经76岁的汪爷爷“裤子总是往下掉，一直不停地提裤子，最后把毛衣（藏蓝色的）塞在裤子里…… ”看得小姑娘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一年后，汪老去世。
　　 几年后，小姑娘成了中学生，在语文书里读到汪曾祺的文章，想起了多年前的那把糖果，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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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在的轻松周末栏目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取消了，几个月来就一直都没有写爱枣报的东西，枣报出500期的时候推出了纪念T恤，看见了很眼热，不过跟群里的唐竞新随口说了下，就收到了免费从广东快递过来的质量超好的黑T一件，拿人手软呐~再说也舍不得脱离枣报这个组织，赶紧跑到枣读去下岗再就业，今后就在这里混了~

ps:写过的轻松周末存档：

生动的冬天 [轻松周末：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