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群中的飞行

          前几日看了一集美国的餐饮真人秀，地狱厨师来到经营不善的日本寿司店，日裔老板移居美国多年，餐厅和跨过婚姻都每况愈下，多年来他几乎不再有笑容，回传流水线旁的竹签沾着上一轮的鸡肉残渣，当他被批评管理无方的时候，美国老婆一旁的冷嘲热讽得连主持的大厨都看不下去。餐馆失败和家庭危机互为因果，搅成一团让那个瘦小的日本男人变成了一个彻底的LOSER。
　　
　　 换冰箱换气灶换装修，节目组的措施出人意料地简单，只是从硬件上让餐馆彻底地焕然一新，旧日的桎梏一扫而空，老板却被感染得兴奋不已，亲自掌厨操刀，更新鲜的食材换来了食客久违的”Yummy”， 重新顾客盈门换来了久违的笑容，连家庭危机都因此一扫而光。没人评测寿司到底有了什么巨大的变化，所有观众更愿意开心地看到这四口人从此又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荧屏隔绝了香气与温度，食物在电视中，其实更像是一个特别的引子，汤芡勾得深浅并无太大区别，背后的故事才更容易拴住观众的心。10集日本电视连续剧《深夜食堂》，干脆把店面缩小，放置在凌晨的小巷中，用一个罕见的时间煎炒烹炸，最后装盘盛出来的，其实是散着热乎气儿的人生百味。
　　
　　 跟印象中的日本其他主题类电影不同，那些类似于“晴空霹雳”式的慢速度夸张镜头，在这部电视剧中完全没有出现——虽然是由漫画改编，那些从二维变成三维的食物也保持着适度的克制——很少有烤得吱吱流油的特写、也没有恨不得从屏幕上挖出一勺子让你闻闻香味儿的诱惑，食材一点点以舒缓的节奏在老板手下渐渐成型，看香肠渐渐卷曲成章鱼形状，滚烫的拉面边需要小心摆上两片上好的海苔，最后把吐司的硬片切干净，从来未曾解释过刀疤眼来历的老板掀开帘子，那一个平凡巷陌中午夜歇脚的食客嗅嗅香味，“啪”地掰开筷子，微笑着点点头：“我开动啦！
　　
　　 午夜的新宿小巷中，时间在老挂钟上都变得缓慢，慢得似乎把人生都抻长，让貌似平凡的食客，把人生的异香在热气中缓缓散开。在夜色的掩护下，白日的浮躁与伪装渐渐褪去，AV老牌男优在土豆沙拉前哭得像个孩子，真正的孩子正在为拼出来的花生算盘惊奇不已。那个爱吃猫饭的唱歌女孩子再也不会来了，但是茶泡饭三剩女还在共同坚守，等待最真诚的爱情。
　　
　　 片子中的主角并不引人注目，而且常常是互文关系，这一集里在拳击场上奋力搏击的男人，也许只是前面哪一集中在角落里默默吃饭的小人物，他所为之奋斗的拳击事业，最后只是给他巨大的挫败感，但总有那么一对相依的单亲母女，愿意在夜里点上一份他最爱的炸牛排饭，悄悄地为他祈福，别人眼中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三个人，放在了一起却拼成了满满的大幸福。
　　
　　 很多人担心这部剧会感到肚饿，但我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25分钟内故事稳稳预设、铺陈，打开，高潮，结局……语速和情节缓慢，但丰富的含量吊得人全神贯注，别无他想。充盈的感情在一个从未料到的时刻不请自来，牛油在米饭上缓缓化开，最后倒上一点点，就一点点酱油，屏幕前面的胃和大脑抢供血，最后胜出的却是泪腺。
　　
　　 深夜食堂最适合在静夜里独自观看，25分钟的小故事之后，关机睡觉，黑暗中躺在床上，也许会想起记忆中的哪道餐点：妈妈的饺子里有到处都吃不到的鲜虾仁，雪后是哪里的一串关东煮给你暖手，第二天肚子泻得一塌糊涂的红油冷锅鱼，又是谁匆匆的践行酒？在幻觉的香气中昏昏睡去，深夜悄悄离开，待醒来时，又是余下人生的新开始。

　　麦克尤恩进入中国的顺序，像是一种倒叙，2007年由其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赎罪》大热，人们在牢记凯拉奈特莉被钉在书架上做爱，两人四肢像蜘蛛般延展镜头的同时，也深深记住了“伊恩 麦克尤恩”这个在英格兰早已红得发紫的名字，《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梦想家彼得》、《在切瑟尔海滩上》……一部部作品溯源变成中文引入，而3月末刚刚发行的《最初的仪式，最后的爱情》，中文版虽是新书，但恰恰是作者写作生涯的第一本作品。

　　这部短篇小说集发表于1975年，当时麦克尤恩从东英吉利大学的写作硕士班毕业不久，这门硕士课程不要求学生提交毕业论文，而是以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做评。《First Love, Last Rites》中的好多作品，正是研究生麦克尤恩同学的习作。这些用来攒学分绩点的作业不仅仅给他赚来了硕士学位，而且一炮而红赢得了平生第一个文学大奖毛姆奖，更重要的是，以这八个故事为基点，麦克尤恩开启了他以少年、青春、爱欲纠缠交织的文学生命。
　　
　　与时年23岁不到的小麦同学相差不大，小说的主角都是年龄在青春期上下浮动的男性形象，在故事中，这些自身面目并不明朗的男生们，游走在成熟与幼稚的边缘，自作聪明地作出了许多蠢不可及或骇人听闻的事件。《家庭制造》里，“我”抑制不住突然意识到的情欲，哄着妹妹过家家地破了处；《化装》中失祜的男孩在姨妈的强迫下穿上女装，性向选择和男性自我意识受到严重的冲击；一个被妈妈当成婴儿养到17岁的男人，最后只有在橱子里自我禁闭才能找到安全感；始终隐藏的喷薄性欲，终于在《舞台上的柯克尔》里得到了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爆发……少年们急于挣扎出幼稚的束缚，但面对成年人的性、死亡和责任时，却被吓得束手无策。
　　
　　 按照乔纳森·拉邦(Jonathan Raban)的说法，麦氏笔下的少年们永远“对自己也有爱他人的潜能极为不安, 这种爱的本能有时悄悄袭来, 像蹑手蹑脚的入侵者闯入他们空荡荡的房间。他们对世界抱着永远的好奇, 但这好奇却像动物园中动物的目光一样, 中性而犹疑不定。他们不属于任何社会, 他们的双手沾满血迹与滑腻的青苔”……这“血迹与青苔”被早期的读者所不能接受，故事引起了人们极度的不适感，提炼出个中乱伦、娈童、溺尸的因素，连同之后的《水泥花园》等作品，将其标上“震荡文学”的惊悚标签，进行种种忧心忡忡泛道德化的解读。
　　
　　 时光流逝三十年，今日用淡蓝色绘画封皮印出的这本书，必定不再会有七十年代那样痛苦的反响了，如果不是刻意强调，各种的“不适感”也许并没有强调中的那么明显。所谓的异端早已变成了常态，就像中国的余华和苏童，经历了20年的争议—接受—商业认可的阶段，前者的《兄弟》上下册火热大卖，创造了纯文学虚构作品的商业奇迹；后者的《河岸》被册封上各种奖项，默许为社会的主流读物。可事实上，余华和苏童延续的仍然是当年的书写惯性，只不过当今读者的胃口更加多元和宽厚，昔日的先锋化成了主流而已。同样，从“恐怖伊恩（Ian Macabre）”的黑色称谓，演化成当今头一把交椅的“国民作家（National Author）”，麦克尤恩渐渐被读者接受，迅速升温直到红得发紫，以至于当同样是表现青年人性与爱苦闷无门的《在切瑟尔海滩上》，可以被热烈接收到伦敦地铁里如同通票一样人手一本的地步。
　　
　　 八个故事的结尾，各个都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麦克尤恩用平静的笔调，超然物外冰冷无感的口吻来叙述每一个故事，缓缓地做漫长的铺垫，在这种冷加温的速度下，读者不会像看欧亨利那样去赶着追结尾， 而是沉溺于这种优雅、干净的文字中，由作者带领着去触及人性更深的层面。在这样避重就轻的讲述中，一切不可思议的情节都变得理所应当，以至于最终意识到，那些乱伦、溺尸等情节或许并非为让人震惊而设立，只不过作为爱欲和狂躁最高级的表现形式，不是它们先预设于故事，而是自然而然地，故事走向了它们。
　　
　　 所有主人公的外貌描写都完全被略去，他们是面目模糊的，模糊到让人不能分辨，不能分辨是哪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也不能分辨是过去还是现在，是虚构还是真实，是他，还是我们自己。那些躁动、情欲、不安全感，是刚刚跨过青春期的小麦最熟悉的感觉，也是我们身体中尚未散尽的潮汐。另外，我始终认为麦克尤恩的作品中，有一个顽固的时间意向，甚至因此怀疑老麦是不是每天都是中午起床、傍晚干活，所以才对那无数个安静得凝固的下午时光如此熟悉，那些带有“阴沉沉向晚暑热”的午后描写，召唤着每个人身体的记忆，如同是读者自己那一个无聊周日的复刻。只是在麦克尤恩的笔下，它们变得无声又危险，戏码正在从各个角落缓缓蒸腾而起，默默翻滚，开始惊人的汇聚。
　　
　　 夏天就要来了，我非常建议大家在第一场雷阵雨前抢收这八个故事，而当鸣蝉开始枯燥，在某天午睡过后，你揉了揉睡眼独自走过几条“由女贞树篱和滚烫的泊车分割而成、每条街上都闻到同一股煮午饭的味道。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同一套电台节目的声音”一样的街道时，相信我，一定会有那么通电似的一刻，身体中的少年会突然被似曾相识的一激灵唤醒，那感觉，将是如此地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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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昆明《都市时报》 2010年5月2日  A22

　　　　两年前国庆去西安，做计划时我一直感到惶恐，查找了许多资料，翻看了许多人的游记，以便能让自己饱含虔敬之感，在千年的碑林和兵马俑前饱含深情，在捉蒋亭前能想象一下杨贵妃的跫音。
　　然而两年之后说起西安，非常不好意思的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任何古迹景点，反而是陕西小吃大杂烩的夜市回民街。回忆那次旅行，第一时间冲出脑海的，永远是小贩雪白的帽子，和手里翻煎得吱吱作响的柿子饼。6天里足足去了5次回民街，即使面对着大名鼎鼎的跪射俑，我们都在走神，互相提醒着晚上千万别忘了再买两盒军军绿豆糕。
　　真是羞愧啊！在千年的碑林中穿梭，憋了半天也没有挤出一句有深度的感慨，多少有点悻悻。在旅行的记录上，我们多少有点难以适从，一边是集体记忆般的《文化苦旅》、《行者无疆》，带着每百字必提句“文化”的厚重；另一边是热销的《Lonely Planet》和《2010中国自助游》这样的工具书，拥挤的排版里充满了机械的攻略提示。指针在两端大幅度地摇摆，罕见的，是一种温柔的调和。
　　好在，《杜甫的五城》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看到这本书名，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本专业的文学书籍，然而完全相反，它是一本轻松有趣的游记，或者叫《1990年代台湾学者火车独行游大陆见闻记录》更为贴切，作者赖瑞和是一名台湾学者，祖籍广东梅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唐史硕士及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等作品。但是作者的这些身份和背景，和这本书最大的关系是，没有关系。
 　　或者用严谨点的说法，唐史专家、历史研究所副教授、“五城何迢迢”这些因素，与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书名“杜甫的五城”，是杜甫“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诗句中的五座军城，河套地区的这五座要塞之间到底有多“迢迢”，是作者跨越海湾，数次来大陆游览的最本初动因。
  　　然而以这“迢迢”之考为起点，行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赖瑞和对唐史遗迹的探索多少有点轻描淡写，这并不是一种书斋论文似的调查报告，反而如同另一部《银元时代生活史》，他用流水账式的笔体，详细地记录了1988年开始，这9次旅行的路线与详细费用，重点放在自己遇到的种种有趣的经历：在各地旅游业刚刚起步的二十年前，港澳台胞来大陆需要使用外汇券，各种配套服务设施也是简陋得惊人，赖瑞和作为一个局外人，一路用全新的眼光角度来体验大陆的种种出人意料的不同。他脱掉洋气的台湾教授行头，穿上在内蒙古买的保暖羊绒衣，坐在挤满乡民的巴士里，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大陆中年男人。但是好奇的他要慢慢学会什么是“国营”和“个体户”的区别，了解为什么只有高级干部可以做卧铺、在拖拉机后斗站立会不感觉颠……那时没有网络，交通线的衔接也很成问题，但是赖瑞和的旅行体现的是一种开发之初的朴实，没有现在举小红旗的旅游团叨扰，亦可耳净于那些劣质而严重雷同的伪神话传说，富有的赖教授用当时大陆普通职工一个多月的工资包车，恣意自由地在城市中穿行。跟着他的脚步，我们既可以知道20年前的中国正怎样地静守商业化浪潮的前夜，人们的朴实与狡黠兼具。也深刻地记住，潮州的仙人板板世界第一好吃，松潘的小邮局可以营业到夜里11点。
　　这是一本阅读速度可快可慢的书，若说简单，就像这个台湾教授在你耳边温柔的讲述，没有任何晦涩炫技的文字，这本书篇篇都是平实有趣的记录，阅读流畅而愉悦。若说丰富，每翻到一个新的景点，总让人忍不住打开聊天工具，找所撰之地的友人，像赖先生那样好奇地探问一番，山西运城原来还有个大盐湖，去广元怎么竟舍弃了剑阁，兰州火车站卖水给人洗脸这一行当，原来早就不见了……
　　每一个旅行，都有一种独家印迹，它即可以是一场文化苦旅，也可以坐着晃晃悠悠的火车，一路泸州老窑、西凤酒、汾酒、五粮液地自斟自酌。多情再凭栏，无事莫拍杆。未免非要背负起那么重的人文责任，随性而发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就像那个秋末，我们在西安的城楼上骑双人自行车，看夜幕渐渐将整个城市覆没，马路的轮廓被街灯勾勒得灯火通明，金色的河流般在身下流动。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笙歌与俪舞正在城墙中次第升平，一千多年前的长安仿佛正在与眼前的城市重叠——唐朝最幸福的职业是不是护城兵？夜风涌来，血液却正燃烧得发烫，在车子加速冲下台阶的时候，我们齐声发出兴奋的尖叫：
　　“待会儿去哪儿？”
　　“回民街！！！”

　　人们总是喜欢在艺术作品中去找寻自己人生的投射，听着高晓松校园歌曲长大的我，努力长高拼命做题的一路上，都认为未来的大学校园是一个姑娘白衣飘飘、小伙子在雨后用B小调高声朗诵模范情书的所在。直到长大成为了大学的一份子，才在满学校的黑丝袜高筒靴日租房小广告中猛然醒悟：那一个纯情的象牙塔时代，要么是已经过去了，要么就压根不曾存在。　　

　　因此当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这一串年轻的名字，用水晶般纯洁的少年之心，在近700页的书中念着文艺腔的对白时，哪怕是与小童同龄，我也完全起不到一丝半毫的共鸣。故事所发生的1940年代的国立西南联合大，是这部小说一个天鹅绒般的背景，这个在1938年抗战爆发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昆明临时组建、持续运行8年的传奇高校，有着当代国内任何大学所不能比拟的成果和声名，在现今人们的眼中，西南联大是民主堡垒、宽容精神和勤勉活泼的学风的代表，许多趣闻轶事多年流传不衰，为这所学校的形象蒙上了一层泛着金光的瑰丽色彩。但这并不代表《未央歌》的故事就是真实联大生活的写照，著有口述回忆录《上学记》的联大毕业生、历史学家何兆武评价这本小说时，告诉读者：”不要带着历史的眼光去看这本小说，这是我们的错位，不是作者的错位，作者写小说可以想象，只要动人就可以。”而且，同样是小说，描写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还有一本钱锺书的《围城》，这本尖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酸腐倾轧的作品，与《未央歌》的手法有着天壤之别，虽然有传闻在西南联大念过书的人都不喜欢《围城》，因为对教授太过挖苦，但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未央歌》中温柔而积极的粉红色校园，未免也矫枉过正，是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

    　鹿桥的这本小说多年来一直在台湾发行，再版重印几十次，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几代台湾大学生，黄舒骏有同名的歌曲《未央歌》也流传甚广。但因为鹿桥先生一直不愿出版简体版，此书在大陆的发行一直被搁置，这样散文式的小说多少错过了大陆文学潮流的最佳阅读年代，虽然在2007年12月份，鹿桥先生去世6年之后，《未央歌》终于在大陆以“古籍”的身份出版，但近700页的厚度、全部繁体字、非热点的题材和小说书籍中偏高的价钱，使之今日在大陆的影响力，远难及台湾昔日的毫厘。

    　 相较于印刷品本身的门槛，更多的藩篱应该在于内容的隔阂，在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介绍，昔日商议战时办学时，胡适向蒋介石提出的四条建议中为首的一个，就是不要为制造飞机大炮而做短训班，平时大学学什么，战时就学什么，以保持知识和学风的连贯性。形而上的思考一直没有中断，因此，在物价飞涨、空袭连连的背景下，书中的那些青年人谈论的多数还是人生的走向与如何平衡读书学习生活等问题。不过诸如此类的疑问，在中国现代大学创办的初期可能还是讨论的热点，放在当下大多都早已有了成熟的共识，至少不是需要争议的重点。而关于婚恋爱情的那些误会与小心思，漫长的抒情已不是人们的阅读习惯。

    　回看这本书，描绘的世界仿佛都漂浮在云端，如乌托邦般充满了柔软的香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生活，青春从来都没有复刻版。60年前，高唱“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校歌的联大学生们，不知道自己中间会出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汪曾祺、任继愈等粲若星河的杰出人才。那些豪情壮志支援美军奔赴前线的英武联大学生们，也料不到20年后的反右、文革社会动荡中，自己会因曾为国民党和美帝军队效力而遭到打压摧残……60年后，现在的大学生们，能够驾轻就熟地解决前辈们情感与学习条件的问题，而在个人未来选择上，却也不一定比当年的小童、蔺燕梅的困惑少到哪里去。前面的路有千千万万条，站在路口的年轻人们，一代一代却有着同样的激情与迷茫。

　　最后的最后，“当大余吻上宝笙的唇边”，时隔半个世纪，那鬓角濡湿的颤抖，却仍是如此的真切。这个世界永远不缺的就是少年人的故事，无论背景如何轮换，它们都总是带着令人不得不爱的青涩与美丽。青春这件事，没有人可以替你书写，荒废她会逝去，珍惜也会逝去。而这，也正是青春的迷人之处。

    《末代皇帝》开拍时，英若诚已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导演贝尔多鲁奇之所以能够请到这个中国电影史上官职最高的演员，居然是胡耀邦的特批。
    这样的佳话，放在当下只能是不可复制的传奇，而在英若诚这里，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1929年含着金汤勺出生于皇族支系，祖父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建者，外祖父是北洋大学校长，父亲是英文高超的辅仁大学教授，母亲是女校校长和北京儿童图书馆馆长……如果以这样的细致节奏从头回顾英若诚的一生，恐怕一个月的枣读都会连载不完，在由英若诚晚年口述整理出来的这本《水流云在》中，现代人眼中的“传奇”在他的一生中俯拾皆是，可自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英若诚的自传没有用彰显煊赫的家世开头，反而从他人生的中段开始——1968年正值文革，他因为与彭真交往密切被捕入狱3年，那是一生中他最落魄的时期，毫无尊严与社会地位，可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读者感叹为最精彩的经历，却正在于此。
    虽然英若诚把这三年的经历形容为“离奇”，但在他的回忆中，我们却仿佛看到了美国大片《肖申克的救赎》文革复刻版：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英若诚的被捕也是莫名其妙，但和那些因为想不通而胡思乱想变成精神病的人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给自己找事做，消磨时间。

第一个项目从勺子开始，监狱里不提供喝粥用的勺子，他便看中了洗漱间一把铲子的长把柄，用地上常有的碎玻璃，每次洗漱都暗中去把铲子柄锯深一点，两周后终于割下来十八厘米的一截硬木，雕出了一把很漂亮的木勺，吃饭时别人最后用手指刮碗底喝粥，他用木勺把有限的食粮吃得体面又干净。 
   关在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时，英若诚偷偷留下不少纸和墨水，私藏了一双筷子，用捡来的碎玻璃削尖做成水笔，用来画同室犯人的肖像。关在衡水时，当地特产毛笔，英若诚跟当地人请教之后，从老农的羊皮外套上弄到山羊毛，旧袜子抽出尼龙线扎好。监狱让他们染布，他藏下黑墨粉掺水装在药瓶里，比外面的墨都好用。身边的犯人是由于不同的荒唐理由被抓，因而职业分布也很广，英若诚自己偷偷做了个笔记从他们身上取经，打发时间同时，心里琢磨的是出去后好生存。酱园老工人教过他如何腌酱菜，他用这个申请到监狱腌青椒的工作，在申报工具的时候灵机一动，得到了难得的缝衣针。争取到砌水泥字的工作后，他从狱里泥瓦匠那现学现卖，磨洋工加故意返工，轻松了好些日子。他还学了如何辨别鸡雏雌雄、淘金、做假鸦片、做人流、用溪流发电、烤海鲜…… 帮女犯们买了镜子后，他还教她们用镜子折阳光发摩尔斯电码！ 在他的回忆中，少见苦痛的倾诉，更多的反而是津津乐道的成分，跃然纸上的，完全是一个聪明乐观、沉稳又耐得住气的“若诚·安迪·英”。
    与电影中的安迪不同的是，英若诚在监狱里一直安宁地待到被释放的那天：“没人企图越狱，即使监狱大门都敞开，也不会有人逃走。能逃到哪里？马上就会被发现。因为当时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工作单位为结构的社会环境中，没有自我、个人的概念。” 在狱中，英若诚渐渐悟出自己被捕是与彭真有关，这背后的息息相关的政治缘由也随之清晰，在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癫状态的时候，身处囹圄的英若诚反而有了独醒的思考：“在彭真的文章特别提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阐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人听彭真的。毛泽东态度明确，谁会跟彭真走？…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大家可以民主，到他这里来集中。””那时我已失去了对伟大领袖的崇拜，甚至对他的理智产生了怀疑“神化的领袖在他这里还原成了真实的意义，甚至有了更为实际的效用：他丈量出牢房里每个人睡眠空间仅仅有36厘米，正是利用的《毛主席语录》封里的精确尺寸。
   就像坐牢期间有过一次转狱，英若诚被归还了没收的手表，一路靠太阳的角度判断自己被带走的方向，经历了精神和肉体双重打击的他，却从来没有丢失过自己的方向。由于这本书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字里行间多多少少有点”隔“，抛却这个原因，出狱、重上舞台、在中西方戏剧交流中担当重任、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几十年后英若诚病榻上回过头来的口述，在幽默和生动的掩映下，看起来还是如此的轻描淡写，然而这一段跌进低谷的人生，最终却是为他精彩的一生构造出一条微笑曲线，注定了他今后的重新崛起，绽放更加灿烂的生命。末世一般的监狱里用勺子喝粥，蝇头小楷写诗集，在皆醉的世间独醒的这个英若诚，真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贵族。

我曾经列过一个小小的单子：绝对不能看电子书的作家。其中名列首位的，就是王安忆。

看电子书的时候，心情总是浮躁，鼠标一直在滚动，囫囵吞枣地撵着故事的走向，恨不得立刻被煽情，被心碎，被大彻大悟，在pagedown按钮的帮助下，找到一种图穷匕见办的水落石出。

用这样的方法看王安忆，绝对不行。

王安忆的小说，从文本的情感上来讲，并无悲喜之分。如果翻各篇小说的尾页，落网、殉情、被劫财害命、仔细想想竟也占去了大半，但那种结尾似乎只是走个小说的过场，好歹给读者一个交待一般，并没有什么善恶报应的意图，也无需读者去掬泪唏嘘。王安忆的重点在于用笔。她的小说，总有一种避实就虚的离间感，读起来，让人们一改过去的阅读经验，缴械放弃了对故事脉络发展的追寻。构成小说的，永远是平淡的口吻，第三人称的叙述，模糊过渡的时间推移，以及并不成段的、精准的环境描写。王安忆把那些令人吃惊的情节处理得波澜未兴，埋在浅处，只让人体会得到突起的纹路；而微小的微妙的，则被放大到毛细血管也纤毫毕露。一缩一放之间，情节便不再是重点，逼得人慢下来，去领会文字背后作者想传达的娓娓道来。

于是，在这样的娓娓道来中，水落石出的并不是事件的结局，而是人物。

手边并没有王安忆的书，仅凭名字去回忆，脑海中的主角们从模糊到统一，渐渐形成的是同一个性格形象： 敏感、固执、聪明，和天真。

这四个看起来有些风马牛的词，匀和在一起，自然会有故事发生。无论是哪个时代，王安忆所有的人物都是敏感的，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种需要，不是回城上班，也不是对哪个追求者的舍取，而是一种心底最强烈的渴望：要爱、要尊重、要去统领……生命的声音被固执地坚持着，冥冥中指导了每一步的走向。他们聪明，他们审时度势，在有限的空间内可以迅速找到自由最大化的方式，王琦瑶的男人们，富萍的嫁人，都是如此。而这种寻找中，往往带有一种异想天开的天真，与“大王”，“小老大”等人的洞察和早熟成为鲜明对比，这种天真，也正是故事峰峦迭起的原因。这样复杂的性格，一步步推动着情节，还让人有一种顺理成章之感，比如《米尼》中的米尼，《我爱比尔》中的阿三，还有《遍地枭雄》中的韩燕，堕落了就是堕落了嘛，一个不甘普通的人，变成了妓女和劫匪，倒是一种枭雄式的活法，读者看到情节的这一步发展，吃惊总是要有的，可暗暗惊讶王安忆安排之狠的同时，下一秒心理就已经是全盘接收——否则，她们还会怎么做！

当然，时代是大时代，民国、文革、改革开放、21世纪……宏观的社会一定对故事有限制。不过，时代的作用更多地局限于一种背景，就像生宣和熟宣，那一滴墨滴上去，是它自己在因势利导，决定着蔓延的姿态。无论是《月色撩人》里，交通高峰期高架桥上灵活开车的提提，还是《桃之夭夭》中，“枯嗞”一声踩过干黄落叶的郁晓秋，要移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妹头……那些主人公们，他们有一种令人恨不起来的可爱劲儿，因为他们一直在路上，一直都在追随着心底呼唤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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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期枣报的留言，评价都不太高。对于那些只按长度来下菜碟的读者，我不关心你大爷。

给爱枣报第136期枣读汪曾祺：尘心文心两相宜专题写的汪曾祺生平介绍部分：

            汪曾祺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一条活鱼，不能分开几段研究。初看只觉此话令人让人莞尔，细想却发觉，老头儿相当高明——汪曾祺的身上有太多的特点，以至于许多特点之间都互有抵触，生平经历与文章风格有着令人意外的反差，单看文章或者但看人，都拼不出我们的那个的汪曾祺。
　　
　　 汪曾祺一生经历不可谓不曲折：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一传统文人家庭，在优渥的条件下接受了正规的传统教育，求学时却遭逢日本侵华战争，远赴昆明考取西南联大读中国文学，毕业时头一年因体育成绩、第二年因未为美军做翻译，虽度过了条件艰苦的5年，最后仍没有取得大学文凭。在北京工作刚刚稳定，即遭遇反右运动，划成右派下方张家口，每天对着不同样的土豆画马铃薯图谱。文革中从牛棚直接启用回京，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修改创作，与江青打交道，伴君如伴虎。然而这些曲折与离奇，在他的文章中完都变成了趣闻轶事，旷达中全然没有文人的自怜自艾。若不是看了他人的回忆文章，哪里知道那些偷鸡贼、给葡萄喷波尔多液、被武戏演员失手撞掉门牙的小品故事背后，有着如此压抑痛苦的大背景。
　　 世人皆称汪曾祺文章轻灵雅致，他自西南联大读书始，师承沈从文，文章优美、健康、自然，充满了一种古典抒情美感。然而现实中的汪曾祺，性格率真洒脱至极，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曾经回忆，联大时候汪曾祺长发、好喝酒、衣衫褴褛，颓废不羁。因翘课过多受朱自清微词。汪曾祺有一次喝得烂醉，走不了路，坐在路边，被演讲回家的沈先生捡到，让两个同学扶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才醒过来。而半个世纪后，聂华苓回忆1987年汪曾祺去美国爱荷华时，居然还是类似的情节:“他知道我家的酒放在哪儿。一来就从酒柜拿出威士忌,自己喝将起来。在一个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几个作家抬着他回五月花公寓。第二天,醒来发现房门大开,钱丢了,房门钥匙也不见了。”哈哈大笑之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到，那些清丽的散文小品的作者，居然是如此李白一般嗜酒豪放之人。
　　 汪曾祺家学极好，自幼跟随祖父、父亲学习诗文，书画技艺超于常人。由于家境殷实，在吃用上也多有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养成了贵族式的美食品味。可遭逢战乱，求学时的西南联大条件异常艰苦，伙食既少又差，只能勉强填报肚子。下方农研所的时候，几乎把所有品种的马铃薯都烤了吃了一遍，精细的胃口足足委屈了近三十年。汪曾祺因深厚的戏曲功底和惊人的捷才，被江青直接征用做革命宣传，免遭不少折磨。而其灵动淡远的文学风格，却在文革结束，七八十年代才渐渐在文学圈内得到推崇，幼年即积攒起的才气，到了六十岁了方得到应有的声誉地位，在声名影响上，不得不说是一种大器晚成。
　　
　　
　　 同学中有位北京姑娘，读小学时与汪曾祺的孙子同校，96年上一年级时，有次去找汪孙玩，恰好见到了传说中的“著名作家”汪爷爷，十多年过去了，汪老给她留下的印象依然深刻：那是个“很可爱”又“有点小帅气”的老爷爷，抓了把糖果塞给了她，“非常的慈祥”。当时已经76岁的汪爷爷“裤子总是往下掉，一直不停地提裤子，最后把毛衣（藏蓝色的）塞在裤子里…… ”看得小姑娘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一年后，汪老去世。
　　 几年后，小姑娘成了中学生，在语文书里读到汪曾祺的文章，想起了多年前的那把糖果，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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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在的轻松周末栏目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取消了，几个月来就一直都没有写爱枣报的东西，枣报出500期的时候推出了纪念T恤，看见了很眼热，不过跟群里的唐竞新随口说了下，就收到了免费从广东快递过来的质量超好的黑T一件，拿人手软呐~再说也舍不得脱离枣报这个组织，赶紧跑到枣读去下岗再就业，今后就在这里混了~

ps:写过的轻松周末存档：

生动的冬天 [轻松周末：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