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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豆瓣看了维舟的一篇《我为什么不想用微博》,作者用消费社会的理论来解释现在的微博风潮,认为“微博已经像汽车、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一种地位化的商品。人们的消费模式形成人们决定如何归属社会群体和表现自我的方式”,人们怕落单,社会群体的压力加速了微博的普及。同时维舟也担心自己的时间被碎片化,“出于一种现实的顾虑:我担心自己的时间从此更加碎片化,直至个人精力和注意力无法由自己控制。”

推荐者众,大家一副痛心疾首状,实际上根本不至于。

下一周要出发走川藏北线,其中的色达、德格两个目的地稍冷门,做攻略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新浪微博里搜这两个地名,令我吃惊的是,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发微博,提到自己刚刚来到这里,每天保持在3、4人左右。这让我感到吃惊:每天去德格和色达的游客,有多少?游客中用新浪微博的有多少?在微博里恰好提到这两个地名的,又有多少?——那每天4、5条的微博背后,微博的普及率到底有多高?
我在一些人微博下面留言,打听当地气温、住宿、穿着等等,基本上所有人都回复了我,提供了很实用的信息。这让我想到胡泳翻译的那本《未来是湿的》,里面讲到了flickr上使用tag的例子,对于某个热点,同时或同地的人也许并不相识,但是Web2.0实现了同类信息的有效汇聚,让人们就自己关心的事件搜寻到更多信息。
那就这个例子而言,通过微博,我搜刮到了一个传统媒介无法提供的实时资讯,它为我提供了便捷。
首先,这种便捷是好的,它让生活更方便,节约成本。
其次,这种便捷建立在社会的高度参与上,这是网络外部性最明显的体现:越多的人使用,信息越丰富、越即时。

那这种“人人使用”的氛围,如同维舟所列举,必然会带来很多新的社会习惯,比如群体压力,消费性心理转变等等;对于个人来说,自己的时间被蚕食,投入更多金钱在电子设备上等,就是必然的代价。

我最近其实也很埋怨自己,马上要毕业的这两个月,成天吃喝玩乐,闲着就是刷微博,看校内、豆瓣,推特、街旁……各种SNS,WEB2.0,每天都到凌晨4、5点钟才睡觉。自己都觉得这太蹉跎了,这些短命的信息跟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啃光了我的时间。但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毕业季就是自我纵容的浮躁,只不过恰好浮躁到这些网站上而已,这跟工具的关系不大,账户自我禁言、保持不用手机上网,严格控制上网时间等我之前试验过,事实上,只要决心坚定,这些都能够实现。

用微博没错,被改变也没错,技术之所以被创造,就是要来改变生活。换谁回到10年前没网的日子,就算天天泡图书馆最后学富五车,我估计也没几个人干。一边有收益,一边自己有牺牲,这是一个守恒的买卖。说到最后其实又回到“技术决定论”的老路子上了,对于新媒体技术,过于热衷和过于远离都不对,与其持续烦恼,不如静下心来弄清楚自己需要什么,Master Shifu 不是说了么:Inner Peace.

(新闻传播经典著作导读课期末作业)

  曾有学者做过调查,在2003年5月到11月的美国《时代》周刊上,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报道多达150篇,其中除了伊拉克战局、萨达姆父子暴政等时事热门话题,绝大多数的篇幅都放在伊斯兰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对美威胁,伊斯兰国家的专制落后人民悲惨生活等主题上,只有3篇放在是对伊斯兰教文化的介绍。伊斯兰国家被“恐怖主义”“血腥”“敌人”等标签覆盖,在媒体的诠释中,西方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军事威胁严重又令人惶恐,巨大得无以复加。

  而就在这段时期,2003年9月25日,东方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纽约去世,这位出生于耶路撒冷,浸淫英美文化多年的学者,毕生致力于跨文化社会政治的研究,他一生中所经历、并弥合的两个世界在他离去时正处于最汹猛的洪水滔天,1981年他在著作《报道伊斯兰》中最后的诘问,此时变得更加响亮:

  “如果‘伊斯兰教’所揭示的事物远少于它应该揭示的,如果它掩饰的部分比报道的部分还多,那么我们要到何处——或者应该说是如何——去寻求既不鼓吹未来的权力之梦、也不唤起旧日恐惧偏见的讯息?”

  萨义德的这本《报道伊斯兰》被作者与其《东方主义: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巴勒斯坦问题》并称为中东研究三部曲,这本书的英文原名”Covering Islam“,本身就是一种双关:Cover既有“报道”之意,又可做“掩盖”解释。多年来,伊斯兰这个拥有八亿多人口,横跨亚非两大洲,幅员广大,包含许多不同质的社会、国家、历史、地理状况以及文化的东方世界,一直被西方媒体极端简化为一个邪恶的标签。萨义德在这本书中用伊朗人质事件、海湾战争、911世贸中心袭击(修订版加入)等事例,列举了西方媒体中许多不负责任的歪曲与敷衍,批评了许多知名中东记者带有成见地采访报道,逃避重点,弄错概念,带有强烈的倾向进行报道。学术界缺乏伊斯兰教研究基础,新兴专家们迎合的是自己所在的西方立场。虽然美国各路媒体众多,但主流和最大数量的报道,都在用同一种偏见的角度发声。

  这种严重统一,模式化的报道,应该说是新闻传媒”框架“加工方式的一种极端体现。与表面呈现的报道不同,藏匿于新闻中的“框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这个概念来源于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著名理论:框架就是人们把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个片段规整称自己经验和知识的规则。正是依赖于这样的框架,人们经验到的生活世界便有了条理和秩序,同时,这些被整合条理化了的经验和知识,又成为人们下一次理解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在《做新闻》中塔奇曼坦言,框架是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并由于新闻天然所具的公共性特征,它随之又成为人们理解、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依据。

  在《报道伊斯兰》中,这种框架被解读为一种共识: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曾经分析,当下许多重要媒体都是大财团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逻辑必然会在新闻的生产传播中产生僭越,”维护社会现状、维持国家的合法性,实在关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黄旦)“。美国的主流媒体即是如此,萨义德认为,这些媒体财团企业放在国家的环境里,必须要服务并促进一个企业体——”美国“甚至”西方“,因此它们都怀有同样的中心共识:

  首先,因为美国社会是由许多互不相容的亚文化组成的复杂社会,因而借由媒体传布一种略具标准化的共同文化的需求十分强劲。媒体作为其服务社会的代言人,认定自身就是要发挥这种国家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共识。其次,这种共识的运作方式,就是设定限制条件,并持续施加压力,“画出无形的界限,让记者与评论者认为没有必要逾越。”

  这种共识“塑造了新闻,决定什么是新闻以及如何让它成为新闻。”作为与基督教对立的伊斯兰教,以及在美国对全世界的统治过程中,带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伊斯兰世界,被标签化则成了一种必然,一切报道都在为西方的文明价值观服务,比如当美国人在德黑兰被劫持为人质时,共识立刻开始运作,认为伊朗内部只有与人质相关的事件才重要;这个国家的其余事物如政治发展、日常生活、重要人物、地理与历史,都受到严重忽略;伊朗与伊朗人民都要根据他们支持抑或反对美国来加以界定。(p.70)

  在一篇接一篇的的报道中,伊斯兰“浅薄化、单一化、标签化、污名化、妖魔化”的形象不断加深,由于人类认知强烈的自反性和索引性,新闻生产必然是凭借政治结构又再生产政治结构,凭借新闻组织又再生产新闻组织,恶性循环里,伊斯兰世界的歪曲形象愈发变得根深蒂固。

  处于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情况下,萨义德为异文化之间的认识提出了两项条件,希望能促成相互的了解、甚至尊重:一是呼吁强势的一方能摆脱从殖民主义框架下所认知的伊斯兰,以平等、同理心、非强制性的方式来认知所研究的对象。二是有关人文及社会的知识,其实都是诠释的产物:诠释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来自特定的时空及历史情境中的男男女女;任何了解与诠释都必须以世俗化、历史化、脉络化的方式来进行。萨义德希望读者“在阅读一份异国文化的文本时,首先要注意它的距离,所谓距离(包括时间与空间)的主要考量实际上就是——但不完全是——诠释者自己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这本《报道伊斯兰》不光是告诉读者们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敢于承认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也直观地指明了新闻报道中不可不自省的框架之负面作用。萨义德在整个西方众口一词的情况下,逆所趋之大势尖锐地提出这样的批评和呼吁,完全符合了福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改塑他人和自己的思想与意识,知识分子不是声称掌握真理的人,而是努力靠近真理的人;知识分子在权力话语前面,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对峙,通过冷静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而揭露事实的真相。——见惯了太多”互搭梯子“式的利用,我们需要知识分子们在另一个竞逐的场域进行启蒙与公理正义的抗争(单德兴)。而这种严厉的批评,因其稀少与任重,显得更为珍贵和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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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爱德华·萨义德 《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阎纪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2、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年9月版

3、盖伊-塔奇曼《做新闻》 华夏出版社 2008年8月版

4、宋庚一 《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建构 以<时代>周刊个案为例》  《阿拉伯世界》2004 年第2 期